新文学的百年回眸

新文学的百年回眸

2017年01月04日 10:10:21 浏览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彧之

　　白话文运动

　　不论对新文学有何不同的主张，使用白话文写作是当时赞同新文学的人们的共识。白话与文言对举，两者都有很长的历史。按照语言学家王力的说法，古代汉语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文言与白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文言长期被视为正统的书面语，文学家们有意要维持它古典的特质，要与当时人们使用的口语做出相当程度的区隔，而白话却是伴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的，古白话发展到现代白话，差异也是不小的。总体来说，文言的稳定性比白话更强，而白话的时代特征较文言更加明显。

　　在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是蔚为大观的一个门类，只是经常容易被人忽视，或者忘却了有些伟大的作品原来属于这个门类。且不说所谓“四大名著”就是白话小说，也不说金元戏曲中有大量白话对白，更不说宋元话本就是那时街头巷尾、酒肆茶馆中说书人讲故事用的底本，自然是白话而非文言的，就是在唐代诗坛，也有像王梵志这样以写白话诗而留名的诗人。

　　尽管白话文学如此丰富多彩，受众也远比古文文学多，但它在古代终究难登大雅之堂。白话屈居于文言之下的状况，一直到近代才被打破。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并不是从新文学提倡者开始的，而与维新运动有很大关系。这由曾协助梁启超宣传维新思想的裘廷梁1898年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文章的题目便能得知。裘廷梁鼓吹“崇白话而废文言”，如此方能讲求实学、开启民智。他认为白话的阅读效率比文言高，因此乐观估计“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他还认为用白话编辑农书等实用书籍，可使贫民在短时间内掌握实用技术，以便养家糊口。

　　为实践自己的主张，裘廷梁同年在家乡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而一年之前，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他的学生章伯初、章仲和兄弟在上海创办了《演义白话报》，这是维新人士创办的第一份白话报纸。白话文与现代大众传媒的结合，无疑增强了它的影响力，虽然维新变法失败了，但白话报纸此后却如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迅猛。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维新变法时期的白话报纸只有5份，但从维新变法失败的次年即1899年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即1918年间，白话报纸增长到170多份。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文学提倡者最终将白话文推到了正统书面语的地位。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写道：“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白话文是一种书面语，如果我们要朗诵一篇白话文章，却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口语，那么就只能用方言朗诵，而导致彼此沟通理解上的困难。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国语运动”就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确立民族共同标准语。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两大潮流便联合在了一起。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指示从这年秋季学期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新式标点也在这一年颁行，在国语教科书中，也陆续出现了鲁迅等新文学干将的作品。

　　早期的收获

　　新文学初期的提倡者曾提出了不少今天看来偏激乃至极端的主张，其实文言并非一无是处，白话也有自身缺陷，古文文学有精品，白话文学也有糟粕。如果我们对此抱以同情之理解，便能体会到那一代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关怀。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新文学早期的收获。

　　新文学收获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是1920年胡适出版的《尝试集》。它的确是胡适不成熟的尝试之作，呈现出了白话诗早期艰难的转型过程。诗集第一首诗便是那首很有名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近似儿歌的诗，虽然在语言上平白浅近，但仍旧是古代五言律诗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