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百年回眸

新文学的百年回眸

2017年01月04日 10:10:21 浏览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彧之

　　建设新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1917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尽管对于新文学诞生的具体年份，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他们一致注意到了1917年在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在2月刊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向旧文学发难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学者也因此将1917年定为新文学的发轫之年。

　　新文学早期的发展路径是理论先行，而创作实践在后。参与到新文学讨论中的学者，在学术背景乃至个人信仰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相信文学能够影响人心、教化社会、再造国家。

　　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胡适提出要从以下八件事对文学进行改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的改良建议，明显受到当时甚为流行的“进化论”的影响。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隐然透露出“文学退化论”的意味。胡适则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胡适反对模仿古人，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而“今日之文学”是以白话文为基础的，他写道：“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长期思考的结果，1916年11月在美国求学的他写下这篇文章后，复制了一份寄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对文学革命也有自己的思考，为响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他推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抨击旧文学装饰的意义大于实用的价值，而在内容上囿于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对于宇宙、人生与社会全无关怀。和陈独秀的为人一样，《文学革命论》充满了战斗精神，对于《新青年》的读者而言，无疑更能使其热血沸腾。

　　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从普通读者到大学教授，纷纷通过不同平台各抒己见。在参与讨论的学者名单中，我们可以见到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熟悉的名字。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他为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事迹流传甚广，同时他也是一位热情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于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史学要论》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而在此五年前写就的《什么是新文学》则被认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序幕”。

　　在这篇短文中，李大钊认为只是用白话文写文章，算不得是新文学，新文学应当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他批判时下的新文学字里行间映照出“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恶劣的心理，长此以往势将损害新文学的发展。他认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所谓“坚信的主义”，对李大钊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发展的路径，初时并不起眼，但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