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2016年11月26日 13:46:07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

　　我让一些大陆朋友看到了他们自己身上不会有的东西

　　燕舞:在《故事照亮未来》一书对“多元”、“差异”两个“通往开放社会的观念”的阐释中，您提到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我们经常认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智慧的体现，那造成大陆与台湾的“误解”，主要是什么造成的?

　　杨照:这不是台湾人选择的。不管现在这些台湾人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被迫变成比中国大陆复杂得多的一个社会。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差异，有时可以是简单的或者很容易被容忍。比如，一个北京人听到广东人说普通话，你会想笑，但是这种差异是你容易理解跟容忍的，他不会冒犯你。可是，台湾的整个历史经验使得台湾人的复杂性不是在中国大陆的完整系统里面可以被统统包纳进来的，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今天，所碰到的大概都是这个问题，它其实非常难从他人的角度来解决。今天，中国大陆要能够认知或者说愿意包容，除了你们熟悉的这个“中国性”之外，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不见得台湾所拥有的特质都是好的，台湾是更复杂的。所以，为什么说应该让更多大陆的朋友去台湾，因为你们到了台湾那样一个环境，就很容易体会为什么台湾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法，或者各方面的不一样。

　　这些年来，我在台湾经常被问道:“你为什么常到大陆去，你到大陆去干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从一个特殊角度来看问题，我珍惜这样一种历史所造成的机会，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在台湾成长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让我一些大陆朋友看到了他们自己身上不会有的东西，我有机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向他们提供一个来自台湾的可能的参考，或者说一种不同的想象，不是随时都有这样的机会。

　　燕舞:2011年开始，您和胡洪侠、马家辉三位同为1963年出生的两岸三地文化人轮流在深圳《晶报》撰写专栏“对照记”，这些就华人社会50年来30个日常生活中常见词汇展开的同题论述，2012年和2013年陆续结集为《对照记@1963》、《我们仨@1963》和《三生三世@1963》，我觉得这像一个有趣的“行为艺术”，毛尖在《我们仨@1963》的推荐序中也说“只有在一起，才能创造最好看的自己”。这次特殊的专栏写作经历，对您了解和理解中国大陆、进行“同代人”的批评有着怎样的影响?

　　严格说来，虽然同龄人马家辉与您所学专业不同，但你们是台大校友且都有留美经历;推崇“李敖大哥”的他也经常去台湾。所以，可以认为你们的社会背景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显著吗?“对照记”专栏更大的作用，或许是帮助您了解和理解胡洪侠以及中国大陆?

　　杨照:“对照记”专栏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尤其是洪侠有真正的农村经验，但又彻底转化了这种经验，取得了一种文化的语言，我不太容易再碰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我从洪侠身上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中国的农村，才比较细致地了解了中国农村。比如，关于中国农民受到的那种歧视或者说农民的自卑感，我是从洪侠的专栏文字里才知道什么叫作“商品粮”的，他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商品粮。如果不是洪侠，而是其他有类似农村经验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办法用这种语言跟我讲清这种经验，我看了他的文章听他这样说才懂了。

　　左起:胡洪侠、杨照、马家辉。

　　那三年当中写“对照记”专栏，其实有痛苦的一面，因为我很不会写专栏这种命题作文，我太习惯于想写什么才写。可再怎么痛苦，我一定会写下去，一部分动力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洪侠、家辉他们两个人写了什么，这个过程太有趣了。虽然你会觉得家辉的经历跟我比较像，其实在那个专栏的写作过程当中，我认识到了家辉非常不一样的一面，我们虽然认识那么久，但这个专栏会逼着家辉面对他成长过程当中那些我所没有的黑暗的元素。比如，他讲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每一次只要觉得很顺利，他就会有一种恐慌，就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可怕的灾难要发生。因为他的舅舅是吸食毒品的古惑仔，所以当时他只要回家看到楼下停着警车，心就往下沉，就觉得一定是出事了。最可怜的经验是有一次他回到家，警车停在那儿，竟然不是他们家出事，是楼上一个女孩跳楼自杀，他第一个感觉竟然是“高兴”，觉得“终于今天不是我们家出事”。可是回头看，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悲哀。家辉的内在有非常香港的那一面——必须要快、直接，你不能那么迂回——那一面决定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很复杂、很丰富的人。相比较起来，台湾在这方面会好很多。香港跟台湾还是很不一样的，香港没有那么大的文艺青年的力量，现在稍微多一点，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大陆去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