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2016年11月26日 13:46:07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

　　今天的写作和论述比较明确的支撑和根源，其实还是小时候乱读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燕舞:张大春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在智识上很有自信，但长您6岁的他在推荐《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给女儿爱的书写》的序中，笑言“所知不太妙，每事问杨照”、“年过四十以后的杨照，几乎在每一个他所接触的领域上都能发表深入浅出而博览覃思的意见”，您出道以来的创作也广泛地涉及小说、散文、文学文化评论、现代经典细读等多个门类(甚至在面对作为“少女钢琴家”的女儿时，练过小提琴的您也可以谈谈“我们的共同兴趣”)且成果丰硕，支撑您这种多元写作的知识结构应该主要是在台大历史系和哈佛东亚史博士候选人两个时期开始积累和养成的吧?

　　杨照:我真的还是觉得，如果说今天的写作和论述有比较明确的支撑和根源，其实还是小时候乱读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抓到什么都想读。那时，没有说我一定要看什么样的书、不看什么样的书。因为比较小就开始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所以在这种累积下，书会越读越快。到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我们家附近一座寺庙“行天宫”新开的一个图书馆，它就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个图书馆规定你每一次只可以借两本书，所以我每次放学时就去还两本，再借两本，我的习惯就是一天读两本书，我没有太把时间花在上课上。那种大量而广泛的阅读经验是“因祸得福”，“行建宫”图书馆不像“美新处”是开架式阅览，前者是闭架式的，要查借书卡，你想借的书不一定借得到，会看到什么书、看不到什么书常常都是碰运气。就是因为这样，读的范围越来越广。像我和唐诺等朋友，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书看得比较快，而且我们可能稍微比较能坚持阅读。正常的话，一个小时，一般的书我大概可以读个40到60页，再轻松一点的也许可以读80到100页。我一般很少有例外，一天里只要有时间就读书，大概读三到六个小时，我读的书不过就是每天每天都在读，然后累积下来。

　　当然，在台大历史系求学那段时间，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最好的时代我们没赶上，我们记得的老师其实都是我们来不及去上他们课的老师，都是学长们告诉我们，“你们知道以前上课的老师多了不起嘛!你们知道杨云萍老师当年怎么上明史吗?”如果撇开那种听来的传奇不说，我在台大历史系还是碰到了一些相当不错的老师，但是我当时是一个很不爱上课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混在图书馆里。当然，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如黄进兴、黄俊杰两位黄老师，黄进兴老师当时刚从哈佛回来，讲授史学方法论而不是史学方法，那是台大历史系的重要传统之一。黄进兴老师是余英时先生的弟子，他读余先生著作的眼神很吸引我，我们那时候那么佩服余先生，尤其是读《论戴震与章学诚》，他从明代思想的内在理路一路讲下来，讲清代思想史的动向，原来思想史可以做出这种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翻案”文章。黄进兴老师当时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一场震撼，即怎么看待或者怎么理解西方近代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他有时候还会突然进入非常琐细的讨论，比如讨论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让我们觉得原来这些都是那么复杂。

　　另外一位我在台大历史系碰到的可以说是最聪明的教授是蒋孝瑀先生，他给我上了“英国史”和“外交史专题研究”两门课，本来是研究生课程，但他特别通融让我去上。这是讨论课，他给我们原文资料，让我们读完之后去讨论。我那时对自己的英文程度还蛮自信的，也比大部分研究生读英文原文更容易一些，可是像蒋老师的讨论课，每次不管我怎么努力地准备，即使这些文章我读熟了，可只要蒋老师让我们讲一讲感想，随便我们怎么讲，他就开始有一堆回应，那时候我真的佩服蒋老师——理论上，这些观点应该都从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就没有用他那种方式去整理和分析出来的能力。蒋老师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影响，让我心向往之，就是觉得最好的或者说最能够启发学生的老师，不是直接教给学生什么，而是示范给学生看，告诉你读书和一个角度的思考还不够，同样的材料还应该看到其他角度。

　　当时我们还接触到美国史华慈先生关于中国上古的说法，他讲诸子百家讲轴心时代时把世界史的角度放进去，这些都让我们非常佩服。

　　要把这一百多年来对于中国史的新的研究与发现认认真真地写进“中国通史”

　　燕舞:您是“敏隆讲堂”的长期“经典课程”讲师，也在News98电台、BRAVOFM91.3电台主持广播节目，看到新著《打造新世界:费城会议与〈美国宪法〉》的书名，我立马联想起旅美大陆作家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以及《百家讲坛》鼎盛时期的讲者、时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易中天先生。巧合的是，后述这位热爱并擅长跨界的文艺学教授，也曾出版过与尊著同主题的《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及其启示》(初版，《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8月;插图增订版，《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4月;全新增订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易中天教授在初版后记中，特别感谢了大量援引、由当时还健在的旅美归国学者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尽管易中天教授是《百家讲坛》所有主讲者中学术性和通俗性兼顾得最好的，但是，当他2013年宣布开始隐居并写作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时，规模如此之大，我还是难免为他担心——至少，我对《易中天中华史》的信任度会本能地降低，会低于对已故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姚大中先生1981年前后在三民书局出版的那套五卷本“中国史”的信任度(华夏出版社即将推出其简体版)——虽然邢义田教授当年对其中《古代北西中国》一卷的史料处理有所商榷，但仍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杨照:这恐怕就是你的偏见了。我印象中，姚大中先生的学术专长应该是辽金元史。但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台湾史学尤其是通史这块长期以来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传统、保守——那种通史的讲法也许比较扎实，但它用了很多传统的说法，如果站在我的史学立场的话，就觉得很遗憾，少了一部讲中国通史的好书，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对于中国史的新的研究与新的发现认认真真地写在里面。像台湾出过的一套“中国通史”的“上古史”，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俨然中国考古史这几十年来的成就跟环绕着它做的各种不同讨论不存在一样。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另外一位导师是张光直先生，张先生对于商代文明那么细腻的研究，他发展出的对于青铜器跟青铜器纹饰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是多么精彩，虽然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应该被写进“中国通史”里面——应该让这一代读者知道张先生和环绕张先生所产生的这一套知识和学问，你不能只用朝代的观念看待夏商周，还要注意到商人的文明跟周人的文明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文明，一个是“鬼神”的文明，一个是“人文”的文明。发生在公元前11到12世纪的“周人代商”的那段历史，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文化的大变迁，它结束了商人的世界观，张光直先生解释商人的世界观时是依照考古学跟人类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是连续性的，或者用李维史陀(大陆多译为“列维·斯特劳斯”——采访者注)的说法，就是活人一直在不断地利用死人的文明。商朝的确就是这样，为什么会有甲骨文，当时活着的人之所以这样行事，就是因为死去的祖先一直在告诉今人应该怎么做。可是到了周朝，周人不再持这一套观念。今天讲“中国通史”，真的不能假装这一百年的史学进步不存在。这一百年里有很大的建树来自海外特别是美国汉学界，相关学者中有很多都是因为在20世纪中国前半叶的动荡而不得不流亡到美国去，他们的著述都是很了不起的贡献。讲中国通史，迄今没有人把当年钱穆先生基于文献整理出来的有价值的成果吸收进来，何炳棣先生1969年出版的专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有进一步的分析，在科学史上面已经有了定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即来自于汉地的中国农业一直要到春秋战国之后才真正跟灌溉发生密切的关系。钱穆先生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山居考》，也都被考古发现证实了。再比如，余英时先生整理宋明理学，我们怎么看待理学?通常，台湾本地的学者就没有这种视野，会误认为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存在，仍然把传统史书的结论翻译成白话文来讲中国通史，这样肯定讲不好。

　　我曾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待过一年，史语所的成就的确非常高，讲中国通史时，你如果把这几年的史语所辑刊拿出来看，你会发现多少研究成果和讲中国历史的新角度从来没有变成我们历史知识的一部分。像刚才提到的张光直先生讲商代的见解，都在史语所辑刊上发表过。再比如杜正胜先生早在二十几岁做硕士论文时就做“中古的城邦社会”，尽管当时他还是深受日本学者如宫崎市定先生的影响，但是他后来很认真很努力地把“城邦”这个概念往前推，他吸收中国考古的成就，把对中国上古史的解释变成一个社会史的建构。其实，杜先生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也都在史语所辑刊上发表过，他完整地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的中国人跟城邦的关系，认为中国是一个筑城的民族，后来部分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也是同意这个结论的——我们今天认为夏朝很可能是第一个掌握了夯土技术和懂得怎么筑城的朝代，所以夏会变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那个新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杜先生后来在史语所另外一个发展重点，是推进中国医疗史、风俗史的研究，我觉得这些领域到现在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跟我同辈的一些史学界朋友，像比我长一点的邢义田等，或者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如林富士、李建民等，全部都是从史语所这个系统出来的，他们做的研究既新颖又扎实。

　　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多共识，但是一般读者并不知道。所以，我从2007年开始，花了五年在“敏隆讲堂”(台湾“洪建全基金会”资助“敏隆纪念讲座”这一文化普及项目;1990年2月病逝的洪敏隆先生系“国际企业集团”创始人、儒商洪建全先生之子且子承父业——采访者注)讲了130讲的“中国通史”，就是选择这100年当中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在讲这个课程的同时，我也在看大陆这边出的历史类图书，会非常惊讶于从1949年到1990年期间的唯物史观的历史怎么好像突然之间全部消失了，又回到了“帝王将相”的历史了。大陆这方面的史学成果我尽量吸收(不过我能够看得到的资料毕竟有限)，我尽量把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我这个课程的基本精神就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所以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我在讲课时会用到新的方法，可能很多不是来自史学界，而是来自人类学界或社会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