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台湾作家杨照：我极度反对用现代的眼光去读经典

2016年11月26日 13:46:07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

　　台湾战后“最后的‘贫穷一代’”受到美国强烈的影响

　　燕舞:您青少年时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杨照:我是在台北的集贸市场——“晴光市场”里面长大的，这在《迷路的世界》和新版《寻路青春》里面有写到一些。现在有很多日本观光客会去看台湾的集贸市场，大陆朋友去得比较少，“晴光市场”即使在台北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它处于老市区，有非常深厚的日本街区的那种感觉。“晴光市场”很靠近圆山，圆山一度是美军顾问团所在地，我家那条街叫“双城街”，我们住在那里时，它是附近最重要的一条酒吧街，服务的都是美军。我是在一个相对复杂、多元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家里人是做生意的，妈妈开服装店，她有手艺，做的那种针织礼服基本上不是卖给一般人家的，太昂贵了，基本上付得起钱买的都是吧女，她们大多会勾着一个来台湾度假的美军来我家的店里，美军都是掏美金付钱的。在我上小学时，我们家在附近是很有名的。

　　我父母都是花莲人，其实，我后来走的路跟家世背景是有一定距离的。上台大以后，有同学或朋友因为我从小读了那么多书，以为我们家是书香门第，那都是误会，我后来这条路完全是自己个人摸索出来的。

　　我们集市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本省帮派“牛埔帮”，学校里有不少小流氓，经常打架。我初一初二时其实不太念书，有一段时间几乎被放弃，被认为到了初三就成了“放牛班”——不会继续升学。快要升初三时，由于真的受不了因为成绩不好而在学校里被人家瞧不起的那种感觉，从初二最后几个月开始，我就决定拼命读书。好在我养成了大量看书的习惯，看书很快。我最幸运的地方，一是我父亲在那个我最糟糕的时候，从来没有惊慌过，从来没有骂我——以我的个性，如果他当时逼我，我一定走到相反的路上去;有时候，我妈很急，她就会说，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想清楚你将来要什么，大人怎么强迫你都没有用。后来，我是完全自己想通了，觉得考试也没有那么难，我为什么要因为考不好而被人家瞧不起?就这样，一上初三，我的成绩很快就跟上了。

　　燕舞:随笔集《迷路的诗》中《一九八零备忘录》这一篇很吸引我，除了一个青涩少年对“救国团”大姐姐“M”的暗恋外，您和这位老师交流特吕弗导演《绿屋》的观后感，还和女同学“Z”谈论萨特的逝世……阅读(视听)范围如此之广，着实让我震惊，这即使在“建国高级中学”和“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北一女”)这样的重点高中，恐怕也属于博览群书的特例吧?2013年春，我采访彼时刚刚出任香港《号外》杂志主编的张铁志时，这位您当年《新新闻》周报的同事、“建国高级中学”的学弟也说，钱永祥和您这样的校刊社《建中青年》的前辈学长“高中都读了很多书”、“是重度文艺青年”。

　　杨照:钱永祥大我14岁，他是1965年入建中、1968年到台大，比我早很多。我们当时在建中的校刊叫《建中青年》，“建青社”一直到今天都在，不过不是我们当年的样子了。

　　铁志跟我差了9岁，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变得不太一样了。我算是我这个时代的最后一批亲历者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色有两点:一是，我们是台湾战后“最后的‘贫穷一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个人家境如何是一回事。整体上，我们从很小就感觉到，自己活在一个贫乏的社会里，于是，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有时候去看电影，进电影院时我总有一种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心情，总担心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机会。我们这代人会一直有一种匮乏感，就是我们不是那么丰富、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会想办法，一直不断地去找资源。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你们大陆也有跟我同辈的朋友，也有那种饥渴的感觉，你们是到了1980年代才有了这种“大补课”的感觉。

　　我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我们的成长背景受到美国强烈的影响，那个年代整个台湾的政治和外部环境毕竟受到美国的笼罩性影响，国民党再怎么想控制，也控制不了美国文化的进入。我们建国中学隔一条街，就是“美国驻台北新闻处”，有一个图书馆在那儿，是开架阅览的，只要办一个很简单的证件就可以进去，但它的书基本上不能借出来。那个图书馆有冷气，而学校的图书馆没有，所以后者我都没有进去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台湾还比较封闭，大部分同学不敢进“美新处”这个图书馆，觉得是个很可怕的机构，我从小就胆子大，发现进去也没人赶我出来，于是就很喜欢去。“美新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人，也有本地人，其实那里的中文书不多，多的还是英文书，这些英文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图书馆一进门这边是中文书，是整套的香港《今日世界》杂志跟同名翻译丛书，当年这份香港杂志在台湾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对比我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它同时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像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还有如霍桑、海明威等很多美国作家的经典小说;图书馆进门另一边，就是关于美国立国精神的相关文献。我最早接触《美国宪法》和《联邦论》就是在这里，他们会摆出好几种不同语种的版本。我最早看《联邦论》，由于英文不够好，看到不懂的地方还是去拿日文版对照阅读。因为我爸我妈小的时候都学日文，我妈妈小时候是在非常富庶的家庭里长大的，她的日语非常好，所以我到了高中时阅读日文其实没有太大的障碍。在我们那条街上或者“晴光市场”里听到日语，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像张大春他们这种外省人家庭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日语相关的记忆。

　　“美新处”还有一个展览的地方。这对现在的很多人而言也是不可思议的，像林怀民1973年从纽约学成回到台湾，他创立“云门舞集”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美新处”的一个展览空间里，台湾现代美术的一些重要画家如夏阳他们也都在那里办过展览。

　　燕舞:其他台湾作家、艺术家或学者关于“美新处”的回忆也不少吧?

　　杨照:基本上，几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台湾长大的文化人大概都深受“美新处”影响。比如，你只要看舒国治讲电影，讲他1983年至1990年到美国游学之前的经历，就会讲到“美新处”的影响。在1970年代末期，舒国治跟另外一个摄影家好像是阮义忠还是谁合作，出过一个周历——一年52个礼拜，对应52张照片，每张照片的配图文字全部是舒国治写的，他写到的人全部都是西方的创作者，有画家、作家、电影创作者等，这些人就构成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精神养分，那个时代的气氛就是这样。另外，像林怀民老师，现在大陆读者知道他比较多的一个身份是舞蹈家，其实，他也是非常早熟的小说家，22岁时就出版过一本小说《蝉》，里面就是讲那个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怎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我1978年到1981年上建国中学，1981年至1985年在台大，台大毕业后当兵两年再去的美国，从高中一直到上台大，“美新处”的图书馆我都去的。前面讲到，进到“美新处”图书馆，最醒目的是，一整面墙都是香港《今日世界》丛书系列里的翻译作品，像张大春家里迄今还有一大叠《今日世界》，现在到任何旧书摊，只要看到《今日世界》的过刊或丛书译本，他一定想办法买，因为这涉及的都是少年时代的重要回忆。我们那个年代，学英文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跟现在的孩子学英文的意义真的不一样——那展现的就是我们的世界，英语让我们能够离开台湾，或者是虽然人在台湾，但可以感觉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关联是存在的。你看我这几个重要的朋友，像张大春念中文系的，他没有到美国留学过;唐诺念历史系的，也没有到美国留学过;再比如詹宏志，去纽约工作是加盟《中国时报》以后。但是，他们当年在台湾都读了很多英文书。

　　唐诺是我最早在建中时就认识的，那时他跟朱西宁老师和朱天心、朱天文姐妹她们开始办《三三集刊》。我初中就开始看这本文学杂志，它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他们编辑部一直鼓励年轻人跟他们接触，所以我念完初三快要升高中时就投稿给《三三集刊》，记得那时候朱天文回了一封信给我。上了高中之后，刚好那段时间他们有往高中“串联”，有一个叫做“小三三”的非常松散的团体，刚好我在学校社团里面碰到参加“小三三”的学长，他们就把我带到朱老师家，所以我高一时就认识了大二的唐诺。认识张大春就比较晚了，要到我当兵的时候，因为当时张大春出版了《时间轴》，我最早写了书评，才开始联系和认识。回头一算，这也快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