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2016年10月20日 09:34:43 浏览量: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公方彬

　　疑问三:既然是生命相迫，何以证明“铁心跟党”是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既然根据地将要丢失，苏区进入白色恐怖，那么，留下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个年代的斗争，你死我活。国民党军队已经喊出“血洗苏区”“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并且此前也是这样做的。第三次反围剿中，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30名伤员，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枪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瞿秋白、贺昌、刘伯坚都牺牲了。

　　正是这样的原因，有党史研究者假设，如果当时按照博古、李德的意见，将毛泽东留在苏区，长征与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将改写。这就是说，跟着大部队走，即使再艰难，仍然生存概率更高，安全感更强。既然如此，何以证明红军官兵参加长征是“铁心跟党”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加以认识。

　　如果比较红军与封建军队、军阀军队和西方国家军队的差异，最重要的应当是领导体制及其精神灌注。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支军队之初，就将其纳入自己的坚强领导之下。三湾改编的重要成果是支部建在连上，要求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营以上设党委，与此同时设定了党委制、政委制、政治机关制度。由此，这支军队真正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铁心跟党拥有制度保证。

　　当然，强调红军长征是广大官兵“铁心向党”的结果，并不能仅仅从制度设计而来。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从北魏开始的保甲制，明代的连坐，这些措施也很有效，但这些制度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几乎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活力。所以，评价制度的先进与否，关键是赢得真诚拥戴，还是不得已遵守，是引来光明，还是走向黑暗。

　　红军官兵坚持党的领导，更有深层的动因。我们说，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拯救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是中国共产党。其所以拥有拯救之力，因为领导者是有信仰的先觉者，因此让自己的队伍都觉悟起来。红军的领导者以什么来启蒙官兵?最重要的是推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三大民主”让世代受压迫者实现了精神解放，找到了自我，从此不再下跪。

　　正像一些老红军回忆长征所说，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队已经不需要路标，因为循着牺牲者的遗体，就可以辨明路线。可以想象，没有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仅此就能摧垮很多人的意志。一个小宣传队员进入草地不久就病倒了，临终前对杨成武说:“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有了红军官兵行为，也就有了斯诺的评价:“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当然，还是毛泽东讲得彻底，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疑问四:既然无处容身被逼迫，如何证明长征是战略选择的结果

　　红军长征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再也没能回去。原本讲的是战略转移，是暂时的，因此有了《十送红军》中的“早回乡”。换句话说，红军已经不能在苏区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容身之地，这就意味着转移不是“出征”或“征战”。

　　另一个想不到，最后的落脚点是万里之外的陕北。红军离开苏区后，一直想尽快找个落脚之地，毛泽东曾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去敌力量薄弱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作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再后来又考虑到中苏边境，依托苏联建立根据地，只是后来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才决定去那里落脚。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红军长征到陕北，是中央和毛泽东确立北上抗日和战略决策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思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看表象，即便红军不是蒋介石所丑化的“流寇”，至少是被逼着走，甚至就是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所言:“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应当承认，长征不是提前设计好的，而是逐步发展的结果。红军长征备受挫折，但有一个魂从未脱离躯体，这就是红军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战的队伍，肩负着推翻三座大山，将中华民族从悬崖引向坦途的使命。这就决定了，红军一段的时期任务随时调整，但性质宗旨和根本目的不会改变。

　　当解决阶级矛盾是头等大事之时，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就是核心任务，因此有了五次反围剿。当民族矛盾突出出来，那么国共合作就会应运而生。有了这样的规定性和本质特点，也就有了1934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即北上抗日的主张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只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骨子里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红军便不可能向北走到抗日最前线，而是先解决生存问题。想象一下，如果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红军可能早就走上抗日战场，而不需要走长征的道路。

　　换个角度分析问题。长征中共产党下决心北上，应当是在华北事变后，也就是经过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甘肃的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遂决定去陕北。这期间还发生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

　　但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正是有了“北上抗日”的旗帜，才有了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描述:“此时(1935年6月6日——笔者注)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同样有了在达维会师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中华苏维埃有足够的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这就充分反映出上面讲到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存在与交替。

　　正如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红军官兵“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观点更鲜明，“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