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六:既然中央出现分裂，何言长征精神品质中包含“团结一心顾全大局”

　　毋庸讳言，红军长征中发生多次危机，有一次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路线错误。这次分裂活动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革命，其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说，长征胜利得益于“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是因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或者为了表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都不是，根本在于实质。

　　没有张国焘的错误，红军会保存更多实力，革命的进程或许加快。王明与张国焘谈话，他也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天动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被捕’，我的心得到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世间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责。为了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更具说服力的是，在“肃反”扩大化中受伤害的指挥员，他们背着沉重包袱走在长征路上，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宁可死在长征途中，也不逃跑，更不叛变革命。

　　从决策层看。与张国焘斗争的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也有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还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张浩等人。当红二、六军团分兵北进时，红四方面军就会师问题在炉霍专门召开会议。徐向前明确提出，红军是一家人，以前和中央红军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朱德在会师大会上说，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这些都反映出红军指挥员内心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从事件的本质看。张国焘的确在分裂中央，但这时的情形与后来叛变革命，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打的旗号仍然是革命，为什么我们党将此定性为党内路线斗争，而非敌我矛盾?为什么后来张国焘到延安，中央领导层仍然给予尊重?道理即在于此。所以，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从最终结果看。正是由于斗争，而使中央领导层或神经中枢在大浪淘沙中成长起来，这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说过，长征胜利证明“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

　　综上，正是因为党内团结，官兵团结，因为各方面军指挥员的大局意识，党和红军才化解一个个危机，并取得最终胜利。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