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2016年10月20日 09:34:43 浏览量: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公方彬

　　疑问一:既然“跟着走”，政治信仰坚定体现在哪里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其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作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没有谈到政治信仰。

　　2004年，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开展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采访涉及76位老红军。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一直讲红军是有信仰的队伍，为什么76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为吃饭而来?

　　这是个必须辨析的重大问题。红军官兵若非因信仰而来，便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区别，也应了国民党的污称，“共匪”、“赤匪”，长征是“流寇”行为。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没有跳出“江山轮流坐”的历史逻辑。倘真如此，伟大长征或长征精神也便成了“虚构”，甚至纯粹是为执政寻找法理和道义支撑。

　　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撑是否来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3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3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却横亘着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两支队伍相比较，红军队伍甚至比喇嘛队伍更富精神感召力，这也是天宝喇嘛脱去袈裟换上红军军装的原因。

　　认定红军的精神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佐证很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他又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张学良也说过:我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个加入者都知道为谁而战。这就涉及到信仰。

　　看一个政治集团是否有信仰，有3个要素:理论、领袖、追随者。

　　先看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因此有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进而产生强大的征服力。试想，若没有先进理论，在“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匪一家”的文化环境里，断不会出现江西兴国全县23万人中，有8万多人参军参战，占青壮年的80%，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全部参加红军。同样也不会出现斯诺所说:“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继看领袖。任何革命活动，一定存在孙中山先生划分的: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灵魂，他们最能反映一个集团的品质，且决定着追随者的多寡。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最早的革命者，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者，如果为了私利，便不会起来革命。比如，33岁就牺牲于革命事业的彭湃，他把自家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将土地全部送给穷人。正是这样的伟大牺牲，及其背后的先进理论或伟大信仰，保证了共产党的领袖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再看追随者。没有信仰的队伍，一打就散，散后难聚，有信仰的队伍打散可以重聚，红军长征中有很多掉队者，远远地循着足迹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个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克夏山，海拔4800米，在北坡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1936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12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16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300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地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