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切为了民生福祉

《瞭望》周刊推出“浙江新使命”专题系列报道之三

浙江：一切为了民生福祉

2017年06月25日 14:59:59 浏览量: 来源:《瞭望》 作者:《瞭望》

　　4月2日，游客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堤岸游玩　韩传号摄

　　“患不均”。增进全民福祉、实现协调均衡发展，是一个延续千年的治理难题。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车道时，这个难题正被逐步破解。在“八八战略”统领下，以“改革”作为金字招牌的浙江省，更是不断用“先行一步”的实践宣示：改革，就是要让大多数人获益；发展，就是要让百姓更有尊严；政府，就是要为弱势群体撑腰。

　　在这里，曾经“最落后”的农民群体渐成“橄榄型社会”的基石；城乡差距稳步缩小，“待遇”均等渐成现实；弱势群体的“短板”不断补齐，老弱病残皆有所依、有所养；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努力做到“一个都不掉队”。

　　农民成为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

　　收入是民生之本。浙江最大的民生亮点，当属农民的普遍富裕。

　　22866元，46.1%。

　　这是一组普通而抽象的数据，但其中蕴含着令人振奋的讯息：第一个数据，是浙江农民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各省、自治区拿下“32连冠”；第二个数据，是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人均GDP中的占比，在人均GDP万美元以上的经济发达省份中居首位。

　　“农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农化水平高，大量农民在职业身份上实现了转换。”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殷柏尧处长介绍，近年来，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六成，高出全国平均数逾20个百分点。

　　德清县洛舍镇砂村只是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52岁的村民沈学良，在村里石材厂干了24年的拉板车、爆破手活儿之后，前些年跟着镇上一些人办了一家小钢琴厂，招工20名，年净利润30万元。沈学良吸了口烟说，他们家在砂村也就算个“中等收入家庭”。

　　一旁的村委会主任沈利强认同他的“定位”。他介绍道，全村700多户人家办厂的有近100户，2900多名村民中，三分之二以上拥有股份。

　　记者在温州瑞安市塘下镇采访到一位女老板，她用自己丈夫的绰号“眯眼”做经营的虾酱品牌和公司名称。采访她时眼圈有点黑，但精神很亢奋：“别看我是个老板，凌晨两点我还在码头接货，天天眼圈是黑的；别看我是个农民，我的厂子养活了700多人。”

　　浙江各地随处可见这样自强不息、底气十足的“小老板”，虽然他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还依然写着“农业户口”。一个坚实的中产阶层群体正在浙江逐步形成。

　　浙商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算了一笔大账：浙江在册市场主体528.6万户，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全国第一。近6000万浙江人中，平均每11人就有一位业主，每30个人拥有一家企业。大大小小的“老板”、股东遍布城乡，原来身份为“农民”的群体实际上已成了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

　　“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浙江是经济发展成果最具普惠性、居民获得感最多的省份。”浙江省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王美福说，2016年，浙江人均GDP为12577美元，已达到世界银行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上中等经济体（4126~12735美元）的上限水平。

　　“没有农民的中产化，就谈不上橄榄型社会的建成。”浙江省政府参事、三农问题专家顾益康认为，让农民成为“有产者”、“中产阶层”，对城乡均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奔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今年74岁的陈朝贵是浙西松阳县古市镇寺口村农户，无儿无女，没有一技之长，仅仅靠种点粮食为生，生活极为拮据。记者在陈朝贵的登记卡上看到，他的个人事项被登记为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经历、面临问题、下步打算等几类。村里为他申请了低保补助，他的生活有所改观。这几年村里茶叶市场快速发展，陈朝贵被聘为保洁员，每个月还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类似这样的扶贫“大数据”在浙江全省都已经建立，并且实现了电子化。

　　“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2015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的重大决策，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经过精准施策、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当年底的统计表明，全省21万户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43万人），当年人均收入全面超过4600元——这一标准是全国绝对贫困线的两倍。

　　各地还找准扶贫路径，做实扶贫举措，着力增强低收入农户“造血”功能。

　　浙西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举措之一。政府为农民搭建“创客”平台，先后成立了“烧饼办”，开设了“烧饼班”，制作了“烧饼书”，一些从“路边摊”做到“示范店”的模范户，政府还要给予奖励。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两创”的热潮。

　　曾因丈夫生病、家庭缺失劳力而致贫的55岁农妇李美英，2014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烧饼师傅培训，之后到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两年时间，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而最让她惊喜的，是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过去的十多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十二五”时期，浙江省财政每年向本省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均增长25%以上。

　　41808元，一名卧床重残患者的全年净收入

　　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红菱社区28岁的小伙子宋鸿，2岁时被确诊为血友病，长期需要照理。

　　“血友病不能根治，预防更重要，尤其是要预防受伤出血。即便小心翼翼，还是会出现意外，多的时候一年有两三次。”父亲宋志文说，为了照顾儿子，他选择了在社区当保安，一个月的收入为2046元。

　　近年来，杭州市出台了全面细致的残疾人救助保障政策。宋鸿目前平均每月得到的补贴达3484元，全年收入41808元，这些补贴包括低保金、残疾人补贴、困难残疾人补助、住房补贴、居家安养补助、物价补贴等。

　　为缓解和消除残疾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杭州还为残疾人构筑了多道医疗保障。一级、二级重残患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需个人出资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2015年，宋鸿看病花费三万多元，自己只付了2000多元。

　　“除了补贴、报销，还有各种帮扶、结对政策，政府的工作已经做到家了。病残是痛苦的，但我们在经济上、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样生活。”宋志文说。不仅在杭州、宁波这样的中心城市，关爱帮扶残疾人的政策在浙江各地农村地区已经普遍实施。

　　海宁市马桥街道正阳村村民浦坤祥20多年前患了肌肉萎缩症，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被鉴定为二级肢体残疾。当记者见到浦坤祥时，他正安详地坐在轮椅上，家里三间两层楼房，被妻子沈建华收拾得井井有条。

　　浦坤祥告诉记者，海宁市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充足保障，他现在每月可领到1664元补助，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则由政府“买单”。作为低保户家庭，除浦坤祥外，沈建华每个月也能拿到1519元补助。去年，儿子考上了宁波的一所高校。在就读期间，他每年可从市教育局、残联、慈善总会处获得七八千元的资助。

　　记者看到，马桥街道还在浦坤祥家的屋顶安装了光伏发电装置。“家里用过后，还有多的可以上网‘卖电’，一年增加收入2000多元。”海宁市残联理事长张建良说。

　　去年，马桥街道在助残日期间，首次推出重度残疾人“助浴工程”，一年5次，邀请专门的社会组织上门为残疾人提供沐浴服务。全街道47名重度残疾人享受了这一服务，其中包括一位8年没洗过澡的重度残疾人。

　　“浙江的残疾人政策是全国最好的。”浙江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郑瑶说，浙江是全国率先且唯一提出“残疾人共享全面小康”宗旨的省份，也是出台残疾人事业“十三五”规划最早的省份。2016年，浙江残疾人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2.3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残疾人12项民生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好的政府是保护弱者的政府”。残疾是不幸的，但政府的善政，让这些不幸的人们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能更有尊严地活着。

　　“待遇均等”渐成现实

　　专家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失衡、贫富不均现象主要由“四大差距”造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而占到基尼系数“贡献率”50%以上的则是城乡差距。

　　“我们过去在发展过程中欠农民太多了，该是‘补短板’‘还欠债’的时候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浙江各地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由衷地说。

　　十八大以来，浙江省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逐步结束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种类“城多乡少”的局面，城乡居民的“同等待遇”渐成现实。

　　以“城乡分割”为根本特征的户籍管理制度，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构筑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均等。有研究人员做过统计，在一张户口本的背后，有几十项城乡居民“非同等待遇”。

　　在全国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这些不均等正在被纠正。2012年5月，该县城乡人口统一登记为“浙江居民户口”，与户籍挂钩的数十项居民实际待遇差异被逐一消除。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德清县下渚湖街道一位李姓农民在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家属获赔48万元，“享受”了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标准，赔偿金较户籍制度改革前的20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以往‘同命不同价’主要是因为赔偿金标准设置是基于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来折算的，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获得的赔偿金就低。”德清县公安局行政许可科科长高旭明说。

　　2016年，嘉兴市农民人均收入达28997，为浙江11个地级市中最高，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69∶1，为全省最低，远低于全国2.72∶1的平均水平。

　　嘉兴市农办干部俞小琳认为，“最高”“最低”背后，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均等化。“政府宁可多年不给机关公务员涨工资，也要将有限的财力向农村居民倾斜。”

　　近10年来，嘉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上“为农民补差额”的力度始终未减。嘉兴市人保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王敬民介绍说：“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制度上，嘉兴都率先实现了无缝对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实现了城乡统一标准，月均588元。”

　　2016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2.07，为全国各省、自治区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