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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2017年01月25日 15:49:03 浏览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秋丽 李志臣 李建业

  为学

  三勤与三通

  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

  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谈到先生为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说,“三勤”虽是安先生的谦逊之辞,亦道出了先生治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业精于勤与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

  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静,落笔翻书,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

  主编《山东通史》时,安作璋因劳累过度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但仍手不释笔。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先后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山东地方史的开创性著作”,作为“我国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恢宏的规模,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独树一帜”。

  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原院长王克奇眼里,安先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翻烂了好几套史记和汉书”。

  艰辛的付出换来了累累硕果,仅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安作璋著述就达数千万字,皇皇巨著,洋洋大观。

  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三通”。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所谓“通”包含三个方面,即纵通、横通、类通,“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

  除了“三勤”与“三通”,安作璋认为治学还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即博与专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有效的治史方法。安作璋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说:“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还要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同时,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

  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安作璋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毛泽东同志曾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邓小平同志也讲过,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失败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有一条原则安作璋始终坚持不动摇。他说:“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应当鼓励支持大胆尝试;但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历史学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这个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

  曾有人问安先生:“一个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安作璋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进行了新的诠释,尤其把史德摆在突出位置。

  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修智是安作璋的学生,他曾说:“安先生完全以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来关照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评价历史的得失,丝毫不去迎合某些人物传记中泛滥的各种媚俗倾向,这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和敬佩。”

  在安作璋渗透血汗的文章中,布满着对历史的关照,更充满了对现实的思索。他认为,治史的目的自然是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的价值却在于赋予时人一种清醒的智慧。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说:“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下午的阳光穿过窗外盛开的石榴花,柔和地映照着安作璋先生慈祥的面孔。虽已至耄耋之年,他仍发愤忘食,老而弥笃,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写照。

责任编辑:安佳璐 [网站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