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2017年01月25日 15:49:03 浏览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秋丽 李志臣 李建业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进行创新。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创新。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吸收前人和当前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是对当前和今后历史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的创新。

　　——安作璋

　　“我的一生非常简单，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年近九旬的安作璋先生安详地坐在狭窄的书房里，身上自然流淌着一股浓烈淳厚的文化气息，静谧、璀璨。

　　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敦厚谦和的慈祥老人，一颗学术界的璀璨明珠，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60多年来，他以丰富的著述、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大家的风范，赢得了学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成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

　　为人

　　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1937年，当时我小学毕业，正好抗日战争开始，家乡被日军占领，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但是我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1944年秋，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

　　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安作璋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门下，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

　　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作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

　　“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1947—1951），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安作璋说，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个月中，他的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当时，他年仅28岁。1959年，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

　　“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安作璋说，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

　　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

　　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学史集》《学史集续集》，他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书题名曰《学史集》”，足见他的胸怀。

　　《文摘报》原主编肖黎曾多次向安作璋约稿，他回忆说：“先生每次寄来稿件时都要附上一段话，说自己虽然已经认真地思考才下笔，完稿后依然不太满意，如可用，希望能予以修改，文章长短由我确定，不必再商量。作为老先生，他总是这样平等待人，替别人着想，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