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女工安翠萍的“教授”之路

改写的命运

　　这位金枝在北京看护老人之余,还学会了摄像。2015年8月,她与两位青年导演参与了由一元公社等公益组织发起的“青年行动影像计划”,拍摄了纪录片《野草,野草》,并在片中出演了自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嫁给喜欢的人;并让两个孩子随了母姓;自由自在地生活……

　　中国最早为女工提供生活与权益资讯的公益平台“尖椒部落”希望让更多的“金枝”发出自己的声音。“尖椒部落”这个名称极具象征性。很多家政女工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吃饭无辣椒不欢。尖椒,既体现了她们泼辣个性,又是尖叫的谐音,意味着要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发出她们作为社会主体的声音,是自我赋权的第一步。”作为“尖椒部落”创始人之一,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讲师孙珏说:“她们可能不知道女性权利为何物,但却用自身与命运的抗争践行着这一点。”

　　西安家政工会的负责人王葳说:“家政工会这个圈子,都是穷苦人。互助是经常的、必需的,也是自发的。”2004年,在各界资助下,西安家政工会成立。它是中国第一家家政工工会,当时有162名会员,现在已发展到千余人。安翠萍就是其中之一。

　　“工会是我的娘家。”安翠萍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来这里跟姐妹倾诉。有时,遇到难缠的雇主,她们也会和信访办、维权中心的老师一起帮姐妹们维权。2013年,安翠萍在西安第一次站上讲台,真的当上了育婴“教授”。

　　安翠萍除了做义工,还在筹划建一个“月嫂健康网”。她说:“我甚至恨钱,因为挣钱我身体全垮了。”她特别希望让后来的姐妹以她为鉴,不要因为生活所迫,而不珍惜自己。

　　“我们不是仆人,是爱心和善意的传递。你不能去扭曲我们。能在这行坚持下来的,都是有爱心、能吃苦的人。”安翠萍看到一些“黑心保姆”“月嫂虐待孩子”的报道,总觉得伤心无奈。“每个行业都有好有坏,但很少有人看到我们的不易和好处。”

　　随着第一批入会的女工进入“半退休”状态,王葳发现年轻一代的家政女工变得更务实、更追求职业化的发展,需求也更多元。“除了传统的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她们更关心医疗保障、劳动保障、法律合同和假期福利等,也更渴望被社会认同和尊重。”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唐斌尧认为:“家政劳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劳动,它有私密性,也有多样性,且在劳动时间和强度上都是弹性的,但现有的法律并没有跟上家庭服务行业的发展,以及家政工人权益保障的需求。”

　　陕西农民刘清菊是在北京做了20多年的“老家政”,见多识广,什么样的雇主都见过。“就算看不起,人家不会公开骂你,这一点就比家里好十万八千倍。”但一次,雇主落了难,善良的刘清菊免费在她家干活。后来,雇主却拒绝付她工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刘清菊无奈,打起官司。由于没有经验,也请不起律师,上诉费和法院的执行费都得她付。官司打了两年,拖欠的工资才到手。但她虽然赢了官司,却倒赔了钱。

　　唐斌尧在高云英所在的大涧村设立了一个家政女工社区服务中心,帮助她们维权,并努力推动相关法律能惠及家政工这一群体。

　　当年在雇主家摔断腿的高云英,不但没有拿到补偿,雇主因怕惹麻烦,还解雇了她。“目前我国的家庭服务关系还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中介制、散工制家政工并不具备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唐斌尧说,这意味着高云英想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首先要根据民事侵权法的原则,证明“对方有过错。”

　　作家叶海燕看了《怒放的地丁花》后,认为书中记载的家政女工面对暴力、歧视和穷困的抗争故事,体现了中国女性身上“强大而坚韧的力量”,但“这还不是我想要的,女性权益的最好状态。”

　　“她们势孤力单,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可能还存在雇主、公司的剥削和伤害。”叶海燕说,她们的声音必须让更多人听见。

　　在北京地丁花剧社,最火爆、采用最好的一个剧本来自李雪华,一个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最终跑出来谋生的女工。一开始,她说起自己的经历就哭,后来在社工的鼓励下,她不仅离了婚,还把家暴经历写成了剧本。

　　2015年元旦,对着台下数百名观众,瘦削的李雪华成了女主角,经历过的痛苦宣泄而出。台下观众沸腾了,高喊:“什么男人啊,不跟他过了!”

　　李雪华的眼里全是泪水,但却没有了恐惧。为了这一刻的绽放,她熬过了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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