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办慈善到人人公益的30年

从官办慈善到人人公益的30年

2017年01月12日 14:45:25 浏览量: 来源:中国慈善报 作者:黎宇琳

　　新公益冲击旧体制

　　90年代，经济改革激荡起伏，但是非营利行业的发展少人问津，政策也没有提供什么驱动力，直到1999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新中国才有了第一部捐赠法律。

　　《捐赠法》出台的同年，出自国务院扶贫办的企业家何道峰“重返”扶贫办，以志愿者的身份实际执掌中扶贫，在一家官办基金会内部开启了“去行政化”的改革，探索一条不拿政府补贴，不占人员编制，像企业一样运作，靠好项目拿社会捐款的市场化道路。

　　十余年后，中扶贫成了中国最好的公益基金会之一，在许多公益界人士看来，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2010年，在与知名慈善家曹德旺的“2亿对赌”中，这家基金会硬气而又稳健的作风令人印象深刻。当年，西南五省大旱，曹德旺捐出2亿元，但条件是，中扶贫要保证在6个月之内，让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捐款，差错率要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3%—这堪称企业家向公益界提出的，迄今为止最苛刻的要求。中扶贫接招，执行，完成任务，一举奠定了业界地位。

　　千禧年前后，中国公益的原野上长出了中扶贫这样的大树，但环顾四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原野仍是一片疏落。中扶贫成了一个孤本，直至2016年末，官办基金会的体系里也没能产出另一个差堪比拟的案例，按照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的说法，其改革“有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具有代表性。”

　　公家的改革向来艰难，如同国企改革的一波三折，公益慈善也需要等待来自民间的动力。

　　时间终于来到2004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民间慈善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国民间基金会终于登上历史舞台。

　　政策是公益行业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再次得到验证。2004年12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前身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成为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次年6月，广东企业家翟美卿创办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在很多资料里，香江被称为中国首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这一说法也没错，因为爱佑在成立之初，是地方性基金会，香江拿到了民政部“001”的批号，是首家“全国性”民间基金会）

　　这一时期，官办基金会动作频频，民间基金会也陆续成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实则暗流涌动，许多不正之风开始出现，为日后慈善丑闻的大爆发埋下了伏笔。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慈善事业”，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各级政府在后面加了几个字，变成“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二税源”，事态开始走歪。许多地方政府挥舞红旗，发动“慈善风暴”，上级动员，强行摊派，以权谋捐，“慈善”开始大规模地染上权力与金钱的色彩。

　　长时间的积弊，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首次展现在众人面前。在那场罕见的灾难面前，民间的捐赠热情被点燃，但是，当时缺乏具有国家级别公信力的民间慈善机构（他们也没有公募资格），于是760亿民间捐款，超过8成进入了政府账户，虽说政府也没浪费，大抵都用于救灾，但是，账目混杂不清、缺乏“售后服务”的官办慈善体系让许多捐赠者产生了不满。

　　在这次地震中，加多宝公司为汶川灾民捐了1亿元。其后，该公司想要了解1亿元到底用于何处，但是接受捐赠的机构却无法解释清楚，这让加多宝方面很不满意。尽管在事后的审计中，汶川地震捐款并未发现贪腐情况，但对于捐款人而言，善款去向不明的结果依然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汶川地震是中国公益的“元年”，原因就在于，汶川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对数以万计的公民与企业完成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公益启蒙，自此之后，“公益”不再是知识分子圈层里生僻的名词，而成了越来越高频的社会热词，人们也不再是对善款去向漠不关心、对被摊派下来的募捐任务听之任之的被动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