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办慈善到人人公益的30年

从官办慈善到人人公益的30年

2017年01月12日 14:45:25 浏览量: 来源:中国慈善报 作者:黎宇琳

　　核心提示：这是一个人人皆可表达意见的资讯时代。对于基础依旧脆弱的公益慈善行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也是一次深重的危机，所幸，《慈善法》来了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表达意见的资讯时代。对于基础依旧脆弱的公益慈善行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也是一次深重的危机，所幸，《慈善法》来了

　　如果一名活跃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党政干部穿越到现在，看到今天的公益慈善行业，很可能会若有所失。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相信的，是一套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故事体系。那时的主流观点是：“资本主义的慈善是虚伪的”、“慈善是政府的工作，政府无力去做，才由慈善家代劳”、“慈善越来越多不是好事，意味着社会越来越不公”。

　　建国以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包办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慈善”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是行政垄断下的一种政府权力。在那个多养几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大规模的民间慈善岂止不被允许，简直要犯政治错误。

　　但社会上总有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怎么办？当时的解决方案是：政府要把扶贫济困都管起来，不能让一个公民没饭吃，不能让一个小孩没书读。

　　这样的做法坚持了很多年，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撑不住了。

　　从官办慈善开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标志着“改革开放”的会议，除了为中国带来了私人企业，也同步催生了一批慈善组织：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组织。此后几年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组织也在政府要员的主导下先后成立。

　　当时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遵循，各级政府的表态就成了慈善组织设立的依据，顺理成章地，这些慈善组织在成立后，往往也由政府领导人担任负责人，比如中国绿化基金会，就由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发起。

　　中国最早的一批慈善组织，基本由政府主办，被称为“GONGO”（政府主管的非政府组织），与国有垄断企业的性质十分相似：享受各种特殊政策，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家领工资的公务员。这个时期成立的慈善组织，属于试水阶段，数量十分稀少，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

　　直到1988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对公益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现代公益的种子，才算是在中国大陆长出萌芽。

　　有几家日后影响深远的基金会在《办法》出台后成立：1988年12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成立；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下称“中扶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成立，同年10月，后者发起闻名遐迩的希望工程。

　　“那时候，国家非常穷，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每年失学的孩子有一百万，政府资金有限，农村校长管的经费是给老师一支粉笔，两支粉笔都没有。”时任青基会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在回望当年时说，一批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开辟了一个机会，动员社会资源和力量，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希望工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公益项目，生发出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其中最为传奇的，要数邓小平化名“老共产党人”为其捐款一事。

　　1992年6月，北京后圆恩寺甲1号（青基会会址）来了两名军人，要捐款3000元。工作人员请他们留下名字，军人说：“首长特别交代，不写名字。”工作人员一再坚持，军人才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同年10月，两名军人又以同样的方式捐款2000元。当时，正好有军人在青基会做志愿者，见了悄悄议论：“看起来像是邓家人。”于是工作人员尾随捐赠者，记下了车号，最后确定那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

　　事实上，“92南巡”之后，当时的邓小平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他并未动用权力搞摊派，而是选择自己私下捐钱，这样的做法颇有深意。这个故事被徐永光在多个场合引用，以阐述“慈善属于民间”的进步观点。

　　应该说，以青基会为代表的官办公募基金会在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那毕竟是计划经济与行政垄断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存在，资源垄断化、管理官僚化的情况难免，用知名学者资中筠先生的话来说，是“过渡时期一种不正常的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公益市场上供需双方快速增长，“实际上起到了阻碍民间慈善事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