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素琴》：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

《明星与素琴》：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

2017年03月23日 08:55:44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云从龙

　　《明星与素琴》是怎样写成的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真正地重申开书店期间收集到的这些民间文献，工作之余，我一方面继续在周末鬼市、旧书店、地摊、废品站寻找类似的故纸残档，另一方面开始将一些档案进行归类和整理，《明星与素琴》的三种原始文献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一回，我请妻子帮我对这些原始文献进行了初步的电子化录入。有一段时间，只要她录入完成一封信，就马上转给我来读。明星与素琴，这两个青年人的音容笑貌首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整理的逐步深入，我萌发了写出这段陈年往事的想法。大约在2012年的四、五月间，我对着电脑敲下了《明星与素琴》的第一个字。原以为我很快会写完它，没想到直至两年后才完成初稿；原以为写四五万字的篇幅已很多了，没想到最终成稿时，主体文本接近十五万字，注释超过五百多条。

　　因为《明星与素琴》的原始文献主要分为主题明确的三种，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采用了这种先天形成的结构方式。在第一部分中，主要依据的文献是贺明星写于1948年底的一份入党自传。最初，我的想法只停留在贺明星一个人身上，希望通过对自传的解读能对贺明星在1948年之前的人生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但随着对文献判读的不断深入，一个比贺明星更为重要的人——贺明星的父亲，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他为什么会在东北沦陷后自北平回到家乡，又为什么会被日本人突然抓走，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带着这些问题，我的案头考察半径首次由原始文献本身向贺明星籍贯所在地的乡邦史志延伸，首先接触到的是一本形成于八十年代末期的《明水县志》，然后是几本《明水文史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我有了一个十分意外的发现：县志和文史资料中记载的一位抗日烈士贺文翰与贺明星自传中提及的父亲经历极为相似，我由此推测，这位贺文翰，极有可能就是贺明星的父亲。不过，这只是一种基于逻辑上的推测，如果要最终确定，还需要找到更为可靠的证据。为此，我通过互微博找到了明水县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景龙先生，在得知我的情况后，他非常热情地答应帮我寻找贺明星在东北的家人以及相关的资料。几个月后，我接到王先生的电话，他终于找到了贺明星自传中的“贺家屯”、贺氏族人以及他们的家谱，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我一个更加意外的消息：王素琴仍然健在，并且就生活在南昌。随后，我得到了王素琴的联系方式。

　　我终于确认了贺明星在自传中提及的父亲和明水地方史志中记载的那位抗日烈士贺文翰是同一个人，并且决定努力还原他的人生。同时，我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与王素琴老人通了电话。在电话里，我向老太太说明了我的发现，她听完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啊!那些书信是当年抄我的家时抄走的，想不到今天还在啊。”随后，向我简略地讲了她与贺明星当年的一些经历，多处与我比对文献做出的一些推测结论十分吻合。当时，我非常想与老太太见一面，但想不到的是，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被她婉拒了。

　　在此之后，《明星与素琴》的写作很快推进到了第二部分。为了比较准确地还原两位青年人当年首次邂逅的情形，我在写作时使用了第一人称，模拟贺明星的口吻及心理交代父亲贺文翰罹难之后的生活与经历，也就是后来被马国兴先生称为“转场式的叙述”，这在感情上看起来会更为饱满和真挚，甚至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但实际情况是，它要比直接的文献解读困难的多，因为文献解读具有实实在在的抓手和支点，但转场式的叙述却要在此基础上准确地还原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并且要基于严格的学术考据的逻辑推理，换句话说，在这一部分中大约四千多字的“转场式叙述”中，“贺明星”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为他找到相应的学术支撑及逻辑关系。

　　此外，在叙述明星与素琴通过书信商议南下团聚的全部细节中，我始终没有忘记对当时正在发生巨变的大时代的描写，比如对中共军队南下接管国统区、土地改革运动等，甚至还使用了与原始文献并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史料，如邵式平、陈赓的日记、一位参与过土改的基层干部的日记等，之所以要不言累赘地阐述这些，是因为随着写作的推进，我越发体会到明星与素琴这两个普通青年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命运，实质上跟他们所处的大时代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他们在很多重要时刻做出的选择几乎都有一个特定时代的痕迹。

　　这一点到了第三部分表现的更为强烈。或许在读者们看来，明星与素琴的三十五通书信是甜蜜而感人的，在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后，王素琴终于成功南下，在江西与贺明星实现了团聚，这难道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吗?假如不存在第三种原始文献或者我根本不打算在写下去的话，那么结局的确会是这样子。但很不凑巧，第三种原始文献与前两种完全不同，自传和书信带给我的是两个热血澎湃的时代青年形象，政治运动中的批判材料则完全不同，它是冰冷而癫狂的指控，更是两个人命运发生转折的直接证据。那么，作为一心怀着建设新的国家、热爱党和领袖的两个青年，他们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宏大的时代中去找寻答案，与此同时，当巨浪般的大事件向普通个体席卷而来时，后者是如何抉择与面对的?我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及其社会演进的本质。

　　但毫不掩饰地说，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相比，第三部分的写作我并不十分满意，甚至有些虎头蛇尾、匆匆结笔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文献缺失的缘故。在第三种文献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贺明星的信息，能看到的，只有王素琴在五十年代中期及“文革”中的一些政治批判材料，而这些尤其是“文革”又是极为复杂的社会事件，如果没有足够的一手文献支撑，便很难准确地还原当事人的真实状况。按照我当时的推测，在“文革”时期，王素琴至少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左右过局面，而在五十年代初年就曾短暂担任过副县长的贺明星，逻辑上也应该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的人，但是，直接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为此翻阅过大量的公开或半公开文献，都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再回到现有的一手文献中，仔细判读那些政治指控，我并不认为它们就是对事实的反映，因为在当时的话语环境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被毛的追随者认为是“牛鬼神蛇”、“不老实的黑帮分子”等等，显然，在贴上这些标贴之前，人们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它们与事实的匹配程度，而只是被狂热的时代所蛊惑了。这很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我们仅仅能做的，就是将它看作一个社会现象去理解，而不可能简单地认为那就是对一个人内心世界、道德情操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