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素琴》：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

《明星与素琴》：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爱情

2017年03月23日 08:55:44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云从龙

　　被我四处吆喝了几年的一本书，也是我的处女作——《明星与素琴》终于和这个世界见面了。我曾在后记中写道，它就像是我天长日久的一桩心事，这话看似夸张甚至比喻的不太恰当，但事实的确如此。这几年里，我曾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提到过《明星与素琴》，甚至还提前剧透过其中的很多内容。不过我发现，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完整本书的梗概后，大部分人似乎并没有听懂，大家对我所讲的一切，更多的理解都停留于“爱情”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上，因为《明星与素琴》这个近乎“土里土气”的名字，一眼看去就是一个男主和一个女主，这样的IP，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小说《王贵与安娜》、电影《春娇与志明》，不写爱情，又会是些什么呢?事实上，在这本书中，我的确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明星与素琴——这两个从民国走向共和国的青年人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可是，这绝对不是我写这本书的重点，或者说，如果单纯地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个情感故事，那可能与我真正想要告诉读者的事实相去甚远。

　　以前，当朋友们持有上述态度的时候，我并不想去刻意解释什么，因为一切都还是镜中花月，现在，“吆喝声”终于变成了现实。我想，是时候来仔细讲讲我对这本书的理解了。

　　我是怎样开始民间历史写作的

　　时间得回退到2011年秋天，其时，我供职于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便是读书。临近冬天时，我读完了的《王氏之死》，并在最后一页写了一段笔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人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欠缺和长期受困于专制史观的自我僵化，让史先生钻了一个大大的空子……”现在看来，这种评价很是无知和狂妄，中国从先秦到晚清，两千多年的时日里，从来不匮乏一流的历史学家，更不匮乏高明的历史研究方法；史先生也绝非钻了空子，捞了一把偏门。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不过，关于“专制史观的自我僵化”，却并不是妄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史学观念把持了我们的大脑，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使得原本丰满鲜活的历史写作变成了一种枯燥无味的背书，在最极端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为了证明一个结果，而去刻意地制造一个事实。最终，历史偏离了发现、重塑、反省这些重要的原则，变成为了粉饰世界、操控人心的某种道具。这种观念，即使到了当下，仍然深刻地根植在我们的话语环境中，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看到类似《王氏之死》、《万历十五年》、《叫魂》、《甲骨文》甚至是《剑桥倚天屠龙史》这样的著作时会忍不住惊叹：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呀。事实上，这样的书写原本就是汉民族、汉语言的传统。不信，我们可以去看看宋人、明人、清人留下来的各种史料笔记，耳熟能详者如《梦梁录》，冷僻罕见者如《璞庵历记》，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要比当代的历史作品精彩多了。可惜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丢弃和遗忘了这样的传统。

　　在合上《王氏之死》不久后，我打开了一包一年之前收集到的“抄家材料”，初步整理之后，将所有的材料归为三种，一份自传，三十五封两个人的通信，若干政治批判材料。翌年的早春时节，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个字，这便是《明星与素琴》的开端。

　　但这又得说到更远的时候。在写作《明星与素琴》之前，我还曾写过另外两篇文章，一篇是《未亡人和她三城记》，一篇是《4928-1》(此次作为附篇都收入了《明星与素琴》之中)，这两篇文章经一位友人推荐后，先后刊在了著名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主编的《读库》上，对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写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两篇文章的素材，全部来自于我平日收集到的一些故纸档案。前者是从友人处借来的一本日记，后者是一份被弃置在废旧收购站中的政治审查档案，和东德秘密警察为英国作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建立的那份编码为“OPK”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一样，“4928-1”也是当局为一名铁路桥梁工程师所建立的档案编号。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样的档案，是如何接触到的?回答这个问题，又得讲讲另外一些事情。

　　在2012年之前，我一直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喜欢诗歌、散文、小说以及电影，对当代诗坛上的一些大佬，如北岛、舒婷、欧阳江河、顾城等前辈们敬仰不已，用当下的时髦话讲，我就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小迷弟”。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工作之余，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泡在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所创办的一个BBS上，每天写诗、掐架，同时，也结识了多位至今都令我受益匪浅的好友，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那时候，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脚不着底、海阔天空的文青，所不同的是，我更喜欢沉浸在历代文人们秘密写下的笔记小说和所谓的国事时局中，她则长久地迷恋地《红楼梦》、梭罗、阿伦特、波伏娃、里尔克、狄金森、帕乌斯托夫斯基。因为这些，2010年秋天，我从杭州辗转来到她所生活的城市——南昌，不久以后便在当地著名的旧书一条街——文教路上开了一家二十平米不到的小书店——今天书社，并得到了北岛先生慷慨赠送的亲笔签名著作以及欧阳江河先生的书法题字，有了这些，我对开一家颇具风格的书店信心十足。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因为资金捉襟见肘，书源成了最大的问题。左邻右舍的书店里都是汗牛充屋，而我的书店里，长久的看上去都像是空荡荡的。怎样开拓更好的书源呢?几经打探，我留意到了一家位于城郊的大型书报废纸收购厂。在那里，自各个渠道汇集而来的废书、旧纸堆积如山，而且成本及其低廉。

　　但当我第一次进入那家废纸厂时，还是被眼前的情形震惊到了。巨大而凌乱的纸山上，星星点点地有十多个人都在翻捡旧书。我起初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发现，却没想到，我的很多同行们，都是这个地方的老主顾。很显然，没有任何人会欢迎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为了抢到一本不错的书，甚至有人要将我赶出去。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大哥凑近我悄声指点到，只要我选择挑拣和大家不同的品类，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然后等下午过秤的时候，再讨价还价，互相交换。我这才注意到，每个人挑挑拣拣的废书品种果然都不一样，有的专门捡毛的各类著作，有的则专门捡各个时期的小说，还有的，只捡连环画。并且，一些夹杂成捆的废书报中的各种档案材料，大多都无人问津，被任意弃置在一旁。我大约是想要委曲求全，不愿意再招人嫌弃，便捂着半边小脸跟各位老主顾们说，你们捡书，不要的档案材料全部归我。这下子，气氛立马好多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如今被称之为“私人历史”、“民间历史”的档案材料，它们有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官方发布的红头文件、每个单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的个人档案、工厂学校村社的会议记录、普通民众的个人日记信札，等等。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故纸旧档的重要性，只是觉得，这些东西一定会像旧书一样，多少能换点儿钱吧。

　　改变发生在2011年9月。其时，诗人马策和另外几位朋友打算主编一本文化类型的杂志，约我开设一个专栏。聊了几次，我都拿不定主意要写什么，后来我怯怯地问马策，我收了很多过去的私人档案，可否据此写一些文章。马策当即同意，并将这个专栏命名为“社会文本”。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恐惧自己没有能力写出令他满意的文字。马策又问我，大学时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是一个很冷的专业，不过我学过一点社会学的课程。他说，那应该问题不大。实际上，大学时期，我主修的就是社会学。我的专业，介于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因此在社会学之外，我还接受过心理学方面的科班理论学习。但是，在第一次要写“社会文本”这个专栏时，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更不敢在别人面前炫耀我的教育背景。

　　十月份，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通过对一部私人日记的爬梳与整理，叙述了一位丧偶老妪的晚年日常生活。实际上，该文的素材并不是来自我的收集，而是一位朋友。我从他手中看到这部日记时，被其中行云流水的生活深深吸引，当即借来复印了下来。阴差阳错，它竟成了我写作的开端。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当时分为上中下三篇，第一篇写完后心里十分忐忑，不知道马策阅后会作何评论。几天后，马策回复：很好。心中悬起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倏忽大半年过后，我的小书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选择关门大吉，我也由一个所谓的书店老板变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马策主持的杂志，也已停刊数月了。2012年春天，我收到了一位友人的邮件，她将《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推荐给了张立宪先生，张先生阅后立即回复表示会在《读库》上采用该文。当时我看到友人转来的张先生的邮件时，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我跟马策再次谈起这些事情，他说，我的写作应该就是正在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它有别于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因为整个叙事逻辑，是基于历史这一根主线展开的，但从我内心而言，我更愿意将之称为“民间历史写作”，因为我所有的对象，都是被历史的烟云遮蔽和遗忘的人，他们非常像历代史料笔记中记载下的那些人与事，重要但却常常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