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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村上春树

2017年03月22日 10:12:03 浏览量: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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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回想起来,开始工作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男孩”而已。在阪神地区宁静的郊外住宅区长大,从不曾心生困扰,也从来不出去招惹是非。虽然不怎么用功,成绩倒也说得过去。只是从小就喜爱读书,捧起书来便心花怒放。从初中到高中,像我这样读了许许多多书的人,周围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另外,我还喜欢音乐,沐雨栉风般听过各种音乐。于是在所难免,我怎么也腾不出时间来应付学校的功课了。我是独生子,基本是饱受关爱(不如说娇生惯养)地长大成人的,几乎从未遭遇过挫折。一句话,就是不谙世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考进早稻田大学来到东京,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恰逢“校园纷争”的风暴袭天卷地的时节,大学长期被封锁。起初是因为学生罢课,后来则是因为校方封校。其间几乎不用上课,拜其所赐,我度过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学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于加入群体,与大家一起行动,因此没有参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在个人范围内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动。但自从反体制派系之间的对立加深,“内讧”轻率地致人丧命之后,与众多同学一样,我对那场运动的方式感到了幻灭。那里面隐藏着某些错误的、非正义的东西。健全的想象力不复存在了。而当风暴退去、雨过天晴之后,残留在我们心中的只有余味苦涩的失望。不管喊着多么正确的口号,不管许下多么美丽的诺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撑那正确与美丽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过是空洞虚无的说辞罢了。我当时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至今仍然坚信不疑。语言有确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须是正义的,至少是公正的。不能听任语言独行其是。

  于是,我再一次迈入了更个人化的领域,安居于其中。那便是书籍、音乐、电影的世界。当时,我长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营业的地方打工,在那里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不知道如今情况如何,但当时歌舞伎町一带深夜里有许多让人兴趣盎然、来历不明的人游来荡去。既有好玩的事儿,也有开心的事儿,相当危险和棘手的事儿也不少。总而言之,比起大学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学生组成的社团之类的地方,我倒是在这种生机勃勃、五花八门,有时候还上不了台面的粗鄙场所,学到了有关人生的种种现象,获得了一定的智慧。英语里有个词叫做“streetwise”,意思是“拥有在都市里生存所需的实用知识”,对我来说,与学术性的东西相比,这种脚踏实地的东西反而更对脾胃。老实说,我对大学里的功课几乎毫无兴趣。

  婚也结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再去讨一纸大学毕业证书其实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当时早稻田大学采取按照所修的学分缴纳学费的制度,我余下的学分也不多,便一边工作一边抽空去听课,花了七年时间总算毕了业。最后一年,我选修了安堂信也先生关于让·拉辛的课程,由于出勤天数不够,眼看学分又要丢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解释:“其实是这样的,我已经结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难赶到学校来上课……”先生还专程来到国分寺,到我开的小店里看了一趟,说着“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托他老人家的福,学分拿到了手。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当时大学里还有不少像他这样豪爽的老师。不过,上课的内容我几乎都没记住(对不起了)。

  我开了约摸三年的小店,有了一批老主顾,欠款也大致能顺顺当当偿还了,但大楼的业主忽然开口:“这里要扩建了,你们给我搬出去。”无奈只得搬离国分寺,迁往市内的千谷。店铺比从前敞亮了,还可以放下现场演奏用的三角大钢琴。这倒是一件好事,只是如此一来又添了新的债务。

  就这样,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在干体力活,每天都忙着还债。一想起当年的往事,唯一的印象就是真干了不少活儿啊!我想,大家的二十多岁都过得比我快乐吧。对我而言,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经济上,几乎都没有余裕去“享受青春岁月”。但即便在那时,只要一有空暇,我就捧卷阅读。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和听音乐对我来说始终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

责任编辑:张东红 [网站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