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葛亮：重撷失落的古典精神与东方美学

青年作家葛亮：重撷失落的古典精神与东方美学

2016年12月20日 15:06:10 浏览量: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

　　北青艺评: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们知道这本书写了七年，为什么写了那么长时间?

　　葛亮:前面三年案头工作就已经做了100万字，我并不觉得时间很漫长，《朱雀》当时也写了5年。去写这部小说有一点意外，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而他的好友王世襄先生的去世又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以王爷爷的性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人，但是他为一个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为了他著作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波，你会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情的重量。有些评论说这个小说里面体现出了价值观的东西，包括了“仁义”的部分，我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清晰的意念，但是那个时代的所谓“信义”，是有重量的，最终渗透于字里行间。

　　小说里有不少“等待”与“承诺”的场景。比如龙师傅一年为文笙做一只风筝，每年如此，一直到第四代，这也是一种承诺。文笙和仁桢最终走到一起，相识、相认到相知实际上也是二十年的承诺。中间有一个场景，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其实是在长久等待中交汇。包括在文笙家里遭软禁期间，仁桢在楼上等他。偶遇永安，两个人的对话中，我用了“信如尾生”这个典故。以现代的价值观言，尾生为守承诺不惜放弃一己生命，是不明智甚至愚笨的。但往深处想，却十分动人。

　　另外，我特别想讲一讲中国人的“体面”。经过了两次文化断裂之后，在文明中很多表层的东西剥落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些隐线蔓延，就是所谓的体面。我的外公出身资本家，在1949年后，是通常意义上的“老运动员”。我为什么写到1947年没有写下去，实际上也是包含有审美的考量。民国时期非常跌宕，号称是另一个五代十国。但它的格局一如在《北鸢》繁体版封面上所标注的:“自由、智性、不拘一格”。因此造就了各种可能性，比方说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有可为有可不为。但其后的数十年内，当你真正进入一个荒诞的时代，人生没有选择的权利，被时代仓促地卷裹，毫不由己。民国是动荡的，但是它仍然有优雅的一面，就在于他仍然保留了人最基本的尊严感。

　　我的电影启蒙来自于我的外公，他是在公私合营后挂职在工厂里，担任经理的职务。外公的外形非常朴素，就是发白的中山装，鸭舌帽，套袖，一个朴素、洁净的老人。我是长孙，他非常疼爱我，推着自行车接送我。他是工商联的负责人，当时经常会有内部观摩，在一些小礼堂里面，有一些电影看。他带我去看《魂断蓝桥》、《城市之光》。有一天暮色西沉，电影看完了，当时我外公就这样推着我，夕阳的光照在祖孙二人的身上。他忽然就唱起歌来，是那种很醇厚的男中音，用英文唱《雨中曲》。因为反差感强烈，对我的心里撞击是蛮大的，印象很深刻。我们身边很多的普通人，他身上某一个细节能看出他有着非常丰厚的过去和故事。我于是知道，他带我去看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他青年时代记忆的重温。

　　北青艺评:在这部小说里最难处理的部分是语言的问题吗?你觉得使用这样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话语方式是一种冒险吗?

　　葛亮:最大的挑战还是所谓文化定位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舶来的问题，怎么样去恢复中国文学在传统这一脉上的自我生长的体系，我早期的阅读训练对我是有影响的，小时候看笔记体小说，会有难度，如果当时不是有父辈影响的话，在我那么小的年纪可能就会放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大有裨益，很小的时候树立起了对于某一种对于语言的语感，对于语言的审美，所以我写《北鸢》的时候，要寻找自己语体的时候，它就派上了用场。

　　当时白话文运动进行到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局限于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比方说胡适、钱玄同他们几个人，甚至当时很多国学大家也很不认同，最典型的是章太炎，当时它被认为是一种“信而不顺”的语体，把白话的内容，现代的内容融合到所谓现实主义的表达当中，所以我在选择《北鸢》的语言的时候，我希望它既能做到和那个时代匹配，这是“信”的层面，同时要做到“顺”，当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体会到它的美感，不是那么难以进入。我并不希望它呈现的是《海上花》那种气质，《海上花》不能说是高冷的，因为它有很多吴地的俚语，很生动。但它是排斥普遍读者的，我既然希望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古典传统的东方气质，语言的薪火也有其接续的意义，应是现代读者能够体会和进入的，这也是我当时反复考量的内容。

　　我不能说这是一种冒险，因为这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在里面更多的工作是接续。很多东西被忽略掉了，我试图通过我的方式去接续，而不是无本之木。写作这本小说“格物”的部分，过程是艰辛的，我也乐在其中。比如写到“羌贴”等等，可能只写了一个片段，但是需要对应当时整个时代渊源、场景格局等细节，要很清楚，所谓“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包括语言也是这样，我吸收了很多东西，释放出来的语体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在这个小说中，语言已经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