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葛亮：重撷失落的古典精神与东方美学

青年作家葛亮：重撷失落的古典精神与东方美学

2016年12月20日 15:06:10 浏览量: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

　　北青艺评:这些年大家都在重新评估“五四”对我们文学传统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葛亮:到现在为止，评估“五四”、对于“五四”精神我个人一直抱有辩证的态度，它实际上确实是中国一次很大的文化断裂，当然“文革”就更不说了，阿城先生说“文革”让我们连遮羞布都没有了。“五四”有一点让我觉得遗憾的地方，王德威教授也谈过，就是现代性被压抑的那一部分，在近现代的过渡期，实际上中国也出现过非常好的一些小说，比方说科幻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了写《北鸢》，我看了大量的民国小说，甚至包括更早至晚清的《小说林》、《新小说》等，当时的四大小说刊物，他们那种审美非常迷人的部分在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已经意识到旧的东西是需要变革了，这段时间的东西非常迷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幸的是，因为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这种朦胧的审美意识中断了。“五四”发展了现实主义中间最安稳的一支，把其他东西都压抑掉了。早期有些白话诗，现在看似乎无足观，但是当时就很有意义。它的核心意义就是怎样要立新，首先要破旧。“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当时说得理直气壮。《北鸢》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推陈，但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我其实是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一些已经淡薄掉的东西捡拾回来。

　　语言上也是这样，语体的选择已经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了，它不仅仅只是语言本身，“常”是在构造民族家国一种稳定的部分，这个稳定的部分和“变”之间是互相辩证的。沈从文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当时写的《长河》，没有写完，但是他非常敏感所谓的中国问题和现代性之间砥砺的关系。我们常常认为沈从文的文学表达非常纯粹，只是湘西、牧歌，但当他写到辰水流域的时候，就是写现代性对于这个封闭区域的侵袭感，所谓在这种“常”的状态下，各种“变”数对他的影响，甚至包括现代传媒的部分，但是很遗憾没有写完。而我在《北鸢》里试图从自己的角度，去处理这个命题。

　　北青艺评:对，这种“侵袭感”也表现在现代商业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北鸢》里比如卢家睦这个角色就很典型。

　　葛亮:对，这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个内容。小说里有一个细节，难民来到襄城，别的富庶商贾发送的赈灾食物是豆饼，卢家睦提供的是——炉面，这是鲁豫地区重要的民间饮食，成本蛮高的，我母亲就会做。但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涉及中国人对“乡土”的观念，民国的有意味之处就是它把很多中国既成的东西都打破了，比方说“宗族”的概念，封闭的空间。我写了“卢”“冯”两个家族，但它和巴金、茅盾写到的家族是不一样的，他们写到的家族你能感觉到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是壁垒分明的，感知到这个家族是一个完整封闭的宗族，那种东西是禁锢人性的。但是在《北鸢》里，未必会有这种感觉，我恰恰想说，现代性的元素在逐渐对宗族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后者内部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乡土中国》里面费孝通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是“差序格局”，就是人存在的意义是建立于血缘的，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他举了个例子就像涟漪一样，投下一个石子，不断向外扩散，其实你在宗族里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与其他人存在血缘关系，所谓“血缘”是介乎于“地缘”之上的另外的一种关联。宗族很强大，所谓的道德审判的意义，宗族里的男丁安身立命的意义，都是在宗族大的结构里，一步步成长完成的。

　　但是我很感兴趣里面提到的一点，一个外人进入宗族以后，你的意义在哪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婚，一种是要在村落里拥有土地。所以“客边人”最终导致商人阶层的产生。到了民国之后，随着宗族打破，这种客边人很多，构成了外来者群体。作为一个商人，卢家睦在襄城是成功的，但他缺乏根基。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昂贵的方式去赈灾，实际上也是在接续某种血缘关系。什么叫做“籍贯”，就是血缘的投射，他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山东人，强调齐鲁会馆的存在，死后也要安葬于鲁人的义地周围。即使客居多年，他仍需要一种血缘的联通感。他同时是一介商贾。这部小说有不少商人的形象存在，比如说姚永安、雅各也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过渡时期，他的存在对一个所谓的伦理建构，古典的人伦关系乃至时代变革都是有其辐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