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韩少功：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在80年代甚至更早

2016年11月26日 13:46:09 浏览量: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雪瑛

　　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正是要关切自我

　　王: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冲破十年极左思想的禁锢后，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许多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你的文学创作了贯穿了当代文学发展的30年，你对文学思潮，小说的创作手法有过怎样的思考?

　　韩:作家多种多样，该各就其位，各走各路。所以人家多做的我会尽量少做;人家少做的我却不妨一试。我很愿意尝试形式感，包括对报表、词典、家谱、应用文乃至印刷空白动动脑筋，包括对新闻或神话打打主意，但我也相信任何文体、风格、技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一旦写作人热衷于拼产能、拼规模，生活感受资源跟不上，眼下超现实也好，新古典也好，装神弄鬼的水货其实都太多。好的形式感，应该是从特定生活感受中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有根据、有道理、有特定意蕴的。你说很多作家“回归”，可能是大家对搞怪比赛开始厌倦，去掉一些高难动作，回到了日常形态。当然，这不意味着形式实验到此止步。不会，将来还会有奇思妙想，真正的先锋说来就会来。

　　王:当代中国文学中，先锋文学首先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形式探索，也是一种文学的精神和理念的探索，你是不是认为先锋的理念和精神也贯穿在作家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吴亮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先锋的艺术只能由先锋的哲学精神来识破和鉴别。你对此怎么看?

　　韩:吴亮的说法没错。好的形式感一定是有哲学能量的，是人类精神突变的美学表现。广义的超现实主义曾经就是这样，当人类的微观和宏观手段都大大拓展，肉眼所及的日常“现实”就必然被怀疑、被改写、被重构。这不是文学技巧的问题，是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重新确定，认知伦理的破旧立新。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幕后通常都有科学、宗教、哲学、社会的大事件在发生和推动。

　　王:目前应该是你写作的黄金时期，你在写作中有什么困惑吗?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你来说，目前写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随着感受、经验、技能等各方面的消耗，自我挑战和超越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写作是一个缘聚则生的过程，有时候一、二、三、四的条件都有了，就缺一个五，作品也成不了。缺半个四，你也成不了。作家也可以敷衍成篇，维持生产规模，但那是骗自己。

　　王: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社会历史是“传统”文学，个人内心、无意识、意识流、现代主义才是“现代”小说，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韩: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焦点，病不一样，药方就不会一样。这没什么奇怪。但“传统”和“现代”的两分法太简单了，“自我”和“社会”也不是什么对撕的两方。自我当然很重要，但抽象化、极端化的自我就是新的神话。眼下好多流行作品，狗血得大同小异，矫情得大同小异，“自我”们狂欢的结果却是千篇一律。其实，没有土壤，就没有树苗的“自我”。没有锤子，钉子的“自我”也是个笑话。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其实正是要关切自我，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高深。

　　王: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用这样一组关键词来分别描述八十和九十年代:激情、浪漫、理想主义、人文、迟到的青春属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则步入现实、喧嚣、利益、大众、个人……你的创作贯穿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你对80年代与90年代有着怎样的看法?

　　韩:大体来说吧，80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90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问题在于，差异双方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怀念单纯，包括能比对出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世故了。人们滑向世故，恰恰是因为以前过于单纯了，或者说以前那种“单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抗压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以前的清教禁欲，就不会有后来猛烈的利益化和物质化;没有以前的极左，就不会有后来的极右……90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骗子是受骗者的产物。这里的道理是:要看到你中之我。

　　1990年代至少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二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