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教育要适应变革 教给年轻人应对挑战本领

梁锦松：教育要适应变革 教给年轻人应对挑战本领

2017年03月02日 11:12:19 浏览量: 来源:《财经》 作者:马国川

　　“我经常想的是，二三十年后我的孩子会面对什么问题?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教育要适应变革，教给年轻人应对挑战的本领”

　　“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世界变得很快，有七个因素在影响着香港、内地乃至全球的未来，也影响教育的未来。”梁锦松对《财经》记者说。

　　梁锦松是国际知名人士，担任过多家国际银行的高层管理职位，还曾出任香港特区第二届政府财政司司长。因为“受命于危难之际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卓越贡献”，他被《财富》杂志评为“2001年度全球财经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多年来，这位财经领袖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十多年前，他参与了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去年7月，身为香港南丰集团总裁的梁锦松“重出江湖”，牵头成立了“教育2.1小组”，汇集17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研究如何改善香港教育。

　　“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但是我们的老师基本上还是前信息时代训练出来的。”梁锦松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为什么全球都在骂教育?每个人都知道世界在飞速变化，但是方向在哪里?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对教育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让梁锦松对教育的未来有独到的想法。他认为，未来人才需要具备“T型”的知识面，要有很强的素养和很好的价值观，还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兴趣，“这样，年轻人面对世界的转变才不会慌乱，年轻人才能够应对以后的转变和未来的生活”。

　　目前中国内地的教育遇到巨大的挑战，社会各界普遍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显然，梁锦松的思考有助于人们思考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对内地的教育改革也不无裨益。

　　梁锦松说，“我经常想的是，二三十年后我的孩子会面对什么问题?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教育要适应变革，教给年轻人应对挑战的本领。”为什么参与教育改革?

　　《财经》：多年前您曾参与香港的教育改革，是香港教改的操刀手。作为香港财政界的领袖人物，是什么机缘让您关注起教育问题来了呢?

　　梁锦松：完全是机缘巧合。1990年我在花旗银行工作，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后来的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成员，在李先生的介绍下，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是一个咨询机构，为香港政府提供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政策咨询。它同时也是一个行政机构，下面有一个秘书处办理涉及大学拨款的行政事宜，有一点像国内的教育部。

　　这是从英国拿过来的一个制度。英国人很聪明，因为官员和学者的沟通有时候可能不顺利，所以就在中间建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

　　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吸纳教育界、商界等各界精英人士组成，作为缓冲机构来协调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关系。大学怎么拨款、学校开什么科目、怎么进行学术评审等问题，都由这个委员会向香港政府建议，政府一般不会驳回的。

　　《财经》：这个机构确实很有意义，可以缓冲政府和学界的矛盾。

　　梁锦松：我在大学教育资助咨询委员会服务8年，做副主席、主席有6年，之后担任了“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教育统筹委员会是香港最重要的教育咨询机构，主要负责就本港整体教育目标和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见。

　　除了担任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之外，我也是行政会议的非官方成员。有人说，行政会议是香港的“内阁”，其实它是香港政府的咨询机构，威望比较高。当时特首董建华先生希望我专注教育问题，向他提供教育政策咨询意见。

　　《财经》：2000年前后香港进行了教育改革，您是以什么身份参与香港教改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梁锦松：我以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与。香港教育改革涵盖的方面比较广，包括课程改革、取消小学升中学的学能测验、学制改为“三三四”(中学七年变成六年，大学变成四年)等。

　　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从教为主变为学为主，把很多主动权下放到了学校。在课程改革方面，我们强调学习的过程。香港教育局也同时做了不小的改革，主要是推动老师的考核和学校的治理方案。

　　《财经》：这次教育改革的效果如何?

　　梁锦松：当时引发不少争议，曾有不少家长及老师反对。但外国有不少教育评审机构认为，香港教改非常成功。

　　香港教育改革实有其必要性。当时社会由工业经济转为知识经济，工业经济时我们的竞争手段主要靠便宜和优秀产品，而知识经济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令产品和服务讲求个性化，社会需要培育讲求“一工多能”、懂得与人合作，以及具有创意思维的人才。因此，过去的教育制度已不合时宜，需要转变为重视个性化的知识型经济人才。七大因素影响教育未来

　　《财经》：2003年您辞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职务后，重返商界，为什么近年来又开始“重出江湖”，关注教育问题?

　　梁锦松：因为这十几年世界变得很快，有七个因素在影响着香港、乃至全球的未来，也影响教育的未来。

　　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化，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第二个因素是新科技，正在迅速改变这个世界；第三个因素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它导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年轻人的负担越来越重；第四个因素是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印钞票，导致货币贬值，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全球化和新科技也会导致贫富悬殊；第五个是人的寿命长了，每个人要面对的变动更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第六个因素是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化，在历史上从单极到多极的转变过程都是不稳定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代际冲突，不同代际人群的需求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物质需求，他们强调自我，关注的是自尊、自由、民主、人权等东西。

　　这七个因素注定未来社会是非常不确定的、甚至是动荡的，年轻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社会。我们怎么样去教学生，让他们受什么的教育，来应对这样的未来?

　　因此，我和香港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了“教育2.1小组”，重新来看教育。我们都没有什么官方身份，仅仅是从市民的角度关注教育，研究教育政策。这次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为年轻人准备去应付未来世界的转变。

　　《财经》：向前看，传统教育模式确实难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梁锦松：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但是我们的老师基本上还是前信息时代训练出来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全球都在骂教育?每个人都知道世界在飞速变化，但是方向在哪里?暂时还不清楚。

　　《财经》：可以肯定的是，工厂式的学习制度已经远远不适应新的知识时代了。

　　梁锦松：对，用工业时代的学校来进行知识传授的模式，已经过时了。以前我说过一句挨骂的话，香港有些学生是“高分低能”。遗憾的是，现在人们注重的还是应试教育，学生懂得念书，但是其他能力很低。

　　《财经》：在内地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应试教育不仅仅是香港教育的挑战，也是内地教育的挑战。

　　梁锦松：在信息时代，应试教育是最不适应的。换句话说，以前成功的，新时代是最不成功的。香港、内地乃至整个东亚，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财经》：东亚国家的应试教育现象都比较严重。应试教育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其实在信息获取方便的时代许多“死知识”并不需要死记硬背。

　　梁锦松：中国学生在国际上很多排名比较高，包括阅读能力、数学能力，但是学生学的是不是适应以后的发展?为什么创新能力美国远远胜出呢?为什么一些中国留学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我们缺了什么东西?

　　中国人还是很优秀的，问题是怎么样在创新时代继续保持领先，这是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财经》：过去，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是是否有知识。在新时代，成功的标准也在改变。

　　梁锦松：有一本书叫《成功》，它说成功者一般有三个素养：一个是有很强的自信，一个是有危机感，第三个是有很强的自控能力。很多念书很好的人缺乏以上素养。很多成功人士不一定是念书很好。现在最成功的人士是能进大学，但是不念大学。

　　分数是一定学习能力的体现，但只是知识而已，怎样培养创新能力，素养怎么学?大学录取学生除了分数，也应该考虑其他能力。像哈佛大学，招收学生不只看分数，还考虑学生的发展方向、社区服务等，值得借鉴。素养和价值观不能缺失

　　《财经》：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东西?

　　梁锦松：其实就是缺了素养和价值观。未来机器人的智力将会超越人类。有人说，要不你是科技的奴隶，要不你是科技的主人。但是，机器人有三个方面大概是做不好的：第一个是理性和价值观，第二个是创造力，第三个是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冒险和坚毅精神。

　　这些就是素养，素养还包括创业精神、团队精神、领导力、懂得赢懂得输、有自信、有自控力等等。

　　《财经》：很显然，这些素养很难在学校的课堂上培养。

　　梁锦松：香港一般理解，不能进一个好的学校就“输在起跑线”。可是，素养不是在课堂里面可以学习到的，而是需要体验式学习。关键不是你能不能进一个好的学校，而是你有没有丰富的体验式学习的经历。

　　标准答案培养不出未来社会需要的素养，因此需要提供一个安全、可信任的环境让学生去摸索，在体验式的学习环境里培养。但政府一般比较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在香港，这些方式也是很缺失的。

　　《财经》：应试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只注重知识积累，不重视学生素养，忽视价值观培育。

　　梁锦松：如果老是追求什么考试分数，而不注重创造力、自控力、自信等素养，还有价值观，是不是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到了错误方向?

　　价值观最重要。公义、同情心、谦卑、爱人等价值观，不一定是在学校里面学的，更不是考试可以考到的。当然，价值观也需要家庭培养，需要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财经》：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应该强调价值观。可是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价值观也是很容易动摇的。

　　梁锦松：确实，没有一个形而上的标准是非常危险的。仅仅根据人的规则办事，但是人的规矩随时是可以变的。如果所有规矩都以少数服从多数，所谓“民主”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专政。

　　《财经》：中国的一大问题就是全社会缺乏信仰。十几亿人没有形而上的追求，只有形而下的物质欲望，造成的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其实，中国古代社会也是没有信仰的，为什么几千年里还能比较稳定?

　　梁锦松：有啊，中国的古人们信“天”，相信天理，相信祖宗。现在我们完全无所畏惧，不相信“天”，不相信祖宗，不相信报应。没有人之上的东西就麻烦了。

　　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人们心里没有“神”，没有天理，没有良心，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更严峻。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财经》：现在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教育如何变革才能适应未来的需要?

　　梁锦松：我们认为，未来人才需要具备“T型”的知识面，有很强的素养和有很好的价值观，还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兴趣。这样，年轻人面对世界的转变才不会慌乱，年轻人才能够应对以后的转变和未来的生活。

　　《财经》：什么是“T型”的知识面呢?

　　梁锦松：就是既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又能够深度掌握一门知识。广博的知识面是“T型”的“-”，一门知识是“I”。

　　我念书的时候，中学四年级就开始分文科理科。这是工业社会的要求，因为分工可以降低成本。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要求把很多不同领域综合起来，为客户量身定做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所以，现在要求比较广阔的知识面。

　　当年香港教育改革也提出，学生要有广阔的知识面。但现在回头看，有些科目的知识深度不够。现在是创新经济时代，拥有“T型”知识面的人才是最需要的。

　　《财经》：要培养学生的素养，对现在学校里的教学科目设计也是很大挑战。

　　梁锦松：我们强调的不是学生念什么科目，而是整个社会怎样联手为学校提供不同的学习经历。

　　香港的老师们可能太忙了，所以一方面要提供多点资源，另一方面要拿走现在一些的枷锁，我们叫“拆墙松绑”。也要提供资源，为老师多提供点儿空间，解放他们的时间，让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帮助学生、关爱学生，指导他们怎样去思考问题。

　　《财经》：这意味着教育要发生巨大变革，但是改变其实是很难的。内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批判应试教育，后来提出了素质教育，可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还是没有什么成效。

　　梁锦松：这和社会选才的方法有关。我们作为雇主看得很清楚，大部分成功人士不一定是念书最好的。现在基本上在考知识，真正的学问是超出知识的。

　　《财经》：这是不是也和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好像书读得好就是万能的。

　　梁锦松：肯定的。每一个教育制度都紧紧地和它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连在一起。中国人注重教育，我们的老师是很优秀的，都很努力，但是有包袱，包袱就是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应该被抛弃。今后教给学生最重要的，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兴趣，是素养和价值观，其他交给机器做就行。

　　《财经》：只有社会形成共识、形成合力，才可能对改变教育制度有实质性影响。

　　梁锦松：任何公共政策其实影响都很长远，有的是影响十几年的事。教育是对社会具有长期影响的话题，应该全社会都关注。政府往往四五年一届，很少有精力和兴趣去研究长远问题。

　　当年我们推动教育改革，现在看见自己的小孩深受当年教育改革的益处，但是也深受其害，所以就有感触。本来我离开政府很久了，人家问我任何事，我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教育问题，我是要讲的。

　　现在我思考的不光是现在的问题，也不仅是十年后的问题，我经常想的是，二三十年后我的孩子会面对什么问题?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教育要适应变革，教给年轻人应对挑战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