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愈演愈烈?

为什么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愈演愈烈?

2016年08月04日 11:26:06 浏览量: 来源:《领导者》 作者:丛日云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悲情或愤怒从何而来。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两个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学校里，无孔不入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居于主导地位，爱国主义与之相配合。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

　　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上述建议的确成为1990年代以来官方宣传教育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虽然延续着，但它远不如爱国主义教育能够打动人心，从而产生效果。这种教育不仅由学校中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开设的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来承担，它还广泛地渗透到历史、中文、地理、音乐等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没有完整、客观、准确地阐述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产生于清真寺，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小学的课堂。

　　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题材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

　　学生们从这种教育中形成的历史画面非常简单，就是善良而软弱的中国人被强大而野蛮残忍的西方列强所侵略和欺侮。由此产生的是极度的不平衡心理，激发的是愤恨情感和复仇要求。诚然，在这段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蛮横、欺侮，都是历史事实。但中国朝廷和统治者也曾非常傲慢，无理拒绝西方国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一些国际交往的准则;非常自私，完全从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发去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非常不理智，有时无理制造事端，经常扩大争端，激化与外国的矛盾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都被严重忽略了甚至从正面去歌颂。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交往的积极的一面往往被淡化处理了。在对外关系中，只要是采取激进和强硬态度、简单化处理纠纷、不计后果的情绪化的作法都受到褒扬，而主张理智、克制、灵活、妥协的作法都被妖魔化和受到挞伐。这样，百年来的近代历史在年青人的头脑中就是片面的、不真实的，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形成是非颠倒的观念。无疑，从不完整的历史或虚假的历史中，我们得不到真实的教训。

　　在没有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念也很淡漠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形成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对于他们认识现实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主义者动辄援引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的大众传媒对公众进行的灌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途径。

　　在今天的时代，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体是公众的耳目，他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媒体折射出来的影像。但在我们的媒体上，所有的信息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信息往往经过精心的加工过滤。民众通过媒体接受了许多失真的信息，这些虚假片面的信息的积累产生了近乎催眠的作用，使他们对外部世界，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产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

　　我们的媒体是民众的主要信息来源，因而来自媒体的信息支配着民众的判断和情感。对国内事务，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部分地摆脱媒体的影响，但对历史和国外事务，普通公众基本上依赖媒体提供的信息。

　　这种教育灌输给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偏颇。

　　在这种教育中，不能从历史经历中得出积极的教训，不能从先辈付出的血的代价中升华出对和平的爱，对人类的爱。实际上，我们的教育根本就缺少爱和平爱人类的内容。对国家的爱往往是通过对其它民族的恨表现同来的。

　　仇恨教育贯穿在我们几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激发阶级仇恨来加强对党和领袖的爱。这种教育非常成功，红卫兵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近些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沿用了同样的方式，它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唤起爱国情感。这种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内心里注入了仇恨的毒液。有的学者称这些民族主义者是“喝狼奶长大的”。[30]他们动不动就用纳粹主义的语言侮骂其他民族，轻松地谈论战争。在对外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经常将战争甚至核战争挂在嘴边。

　　这种教育在民族主义者内心植下了对特定民族的厌恶情感。当人们厌恶一个民族时，便很难客观地、理性地对待这个民族。就不愿承认这个民族的优点，当两国发生矛盾和纠纷时，不愿理解和承认对方任何的合理性。

　　这种教育还使民族主义者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他们似乎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与他们的先辈一起承受着由外国带给他们的苦难与屈辱，而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已经是“站起来”的一代，不能再容忍这种屈辱。

　　这种教育使他们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受虐心理，并使他们陷入这种受虐心理中难以自拔，也使他们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和癔症般的敏感来认识和对待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个别人的行为、个别的事件，都会上升到民族关系的角度去认识;普通的外交纠纷、贸易争端、文化冲突，都会被政治化。他们以阴暗的心理测度别人的行为，[34]以军事思维思考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总是与他们过不去，到处都是“辱华事件”或“反华事件”。他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丛林法则，强大的必然欺负弱小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他们经典的口头禅，“弱国无外交”是他们愤怒中产生的领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最能使他们满足的意淫。所以他们希望国家强大，不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而是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负，扬眉吐气甚至是复仇。

　　他们习惯于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谴责过去西方国家的行为，而用昨天的理论认识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在面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时，他们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义时代;而当他们想反抗他们心目中的对国家的威胁时，采用的仍是他们从教育中得知的先辈们的方式。

　　当与西方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历史的景象就会浮现在他们心头。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心理:“让外国人踩一下脚，就想起八国联军”，你爷爷就欺负过我爷爷，今天你又踩我的脚，所以旧恨新仇就一齐涌上心头。在他们那里，外国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脚，那就是八国联军行为的延续。

　　四、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天朝臣民的骄傲与殖民地时代的耻辱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人的历史经历和集体记忆对民族主义者心理特征的影响。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是东亚相对封闭的角落里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中心，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虽然在古代，中原的朝廷也常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欺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实力明显强大或自以为强大时，绝不会承认与其它国家平等的交往关系。

　　实际上，古代中国人长期将中国视为“天下”而不是万国中之一国。中国的皇帝自居于“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国之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过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与他的权力关系上的差序而分为几个同心圆:最内一圈是他按郡县制的方式直接统治的地区;第二圈是纳入他的权力范围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权的边疆地区;第三圈是与他有朝贡关系的藩属国;最外圈是尚没有朝贡关系的化外“蛮夷”，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他发生交往，他就要将其纳入第三圈的范围。当代西方学者J.弗里德曼按文化上的差序或受华夏文明驯化的程度，将战国时期的中国人的地界地图分为由内向外的几个层次，即:华夏(九州)——熟番——生番(内生——外生)。

　　在鸦片战争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向中国要平等而被中国拒绝，即使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朝廷仍不承认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所谓“不平等条约”中，有些内容也无非是要中国承认与他们平等的地位。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屈尊进入这个体系的经历，对中国人的感受而言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中产生深刻影响。

　　近代的屈辱经历使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国家主权特别敏感，很容易接受国家本位、国家至上的观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新的主权观念和全球治理的趋势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传统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虽然受到严重挫折，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我们的教育也在滋养着这种傲慢心理。结果，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潜意识里还不能接受与其它国家的平等，在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或展现出良好的前景时，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态重新抬头。以这种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教育使他们感受到的屈辱，使他们尤其感到心痛;以这种天朝心态审视自己国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对待——当然是媒体告诉他们的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尤其感到愤愤不平。

　　应该指出，这种感受和心理并不完全是历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教育造成的。历史只是为这种历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们的教育不能完整客观地阐述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和冲突，使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产生很多偏差。它还编造出大量本民族的神话和其他民族的鬼话，来强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仇视心理，这些神话和鬼话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点、历史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使他们一方面滋长着虚骄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却难以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不能以自信、开放的健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殖民主义是一个时代的现象，在那个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者是殖民主义者，或者是殖民地。但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前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并不必然结下不可化解的仇恨。我们知道，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与前宗主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被侵略的国家与原侵略者实现了和解。中国在1980年代，也曾经与前敌对国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经历了蜜月时期。所以，历史经历只是经过人为的利用才会造成一个群体的心理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