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016年10月20日 09:21:04 浏览量: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李君如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历了六次大考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正式向全党提出来的思想理论建设任务。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他又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并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解，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关系时的科学态度。“中国化”，不仅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而且要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不仅要尊重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及其创造的新鲜经验，而且要尊重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传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帆风顺就可以实现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性考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场历史性考试，不仅要直面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包括政治路线的考试，而且难以回避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文化包括学风方面的考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六场思想文化大考:

　　第一场大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新民学会朋友们为选择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本人也为究竟是选择无政府主义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艰辛的思想历程。

　　第二场大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本主义大行其道，而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做法则被称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一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才比较好地解决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问题。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使全党认识到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成果。

　　第三场大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大肆叫嚣“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主张“尊孔读经”的国粹主义沉渣泛起，思想文化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思想文化战线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同“老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开展三条战线的思想文化斗争。经过这场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第四场大考，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主义开展斗争，还要说服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同时还要纠正党内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民粹主义错误。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五场大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要以苏为鉴，提出经济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党内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最为复杂的思想文化考验。

　　第六场大考，改革开放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社会中发生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与思想僵化、“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较量。这场思想文化斗争至今没有完全结束，但正是这场斗争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新的辉煌。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场接一场的思想文化考试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在这一系列思想文化考试中，中国共产党要破解的难题，概括起来，一是“古”与“今”的关系;二是“中”与“外”的关系;三是“陈”与“新”的关系;四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五是“绝对”与“相对”的关系。前三个是文化问题，后两个是同文化问题紧密相联系的思想方法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古”与“今”的问题，是因为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入侵和本国封建统治腐败双重原因下，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发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这一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冲突。由于中国错过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康乾盛世”成为“落日的辉煌”，发端于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够“赶上时代”。在西方列强冲击下，鸦片战争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被动地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从那时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上一世纪30年代国情大讨论，到抗日战争，怎么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绕不过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与此同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他用“古为今用”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古”与“今”关系的争论。

　　之所以会发生“中”与“外”的问题，就在于现代文明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从西方进来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究竟是以“中学为体”，还是以“西学为体”，始终困扰着中国的仁人志士。这样的思想困惑，同样发生在共产党内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党内的教条主义则认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中”与“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的奴化思想，又要反对主张复古复旧的国粹化倾向，既要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又要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观点作斗争。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与此同时，他强调这种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起照抄，机械搬用。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党的思想理论上，都不能搞教条主义，而要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他用“洋为中用”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中”与“外”关系的争论。

　　之所以会发生“陈”与“新”的问题，是因为实践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学说，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个要不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尤其是，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中国文化加进了现代要素，还是不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其实质，就是要为保持本色而故步自封，还是要适应时代而与时俱进的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在毛泽东看来，文化艺术也好，思想理论也好，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形式也要相应创造新的形式;同时他说，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旧形式，但是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要经过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他用“推陈出新”四个字，回答了人们关于“陈”与“新”关系的争论。

　　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在思想方法上发生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揭示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问题。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指出，强调“共性”而不重视“个性”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强调“个性”而不懂得“共性”就会走向经验主义，只有认识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把普遍性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同样的道理，“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绝对主义必定走向独断论，而认为什么都是相对的、不能认识到“相对”中存在“绝对”，就会走向相对主义的怀疑论。比如毛泽东在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中深刻地指出，当年针对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一般新人物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这一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就成为阻碍革命的东西了。毛泽东还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里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应该怎么认识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手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武器，所以能够在思想文化一场又一场考试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实行正确的政策，在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中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