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016年10月20日 09:21:04 浏览量: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李君如

　　从毛泽东的一段论述讲起。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史观的破产》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段论述，第一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精神的关系。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是从学会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这段论述，第一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世界地位的关系。中国人获得了精神上的主动后，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这段论述，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因此，这段论述的主题，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关系。这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双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重新有了地位?马克思主义何以使中国人民在革命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

　　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个角度论述过这一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用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抗御资本主义，打了败仗;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器库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也败下阵来。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使中国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第一仗就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蒋介石在长征路上对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打败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最后结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在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中国人民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不仅要解决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还要解决中华民族同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就要求有一种既高于封建主义，又强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思想武器。

　　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为什么能为中国人民所用呢?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欧洲，但它是科学，科学是不分中西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同社会化生产力及其代表工人阶级相联系的，是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任何思想武器更为先进的科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是中国人民“学会”了这个新的思想武器。这里讲的“学会”，不仅是“学”，而且“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掌握了这一思想武器。

　　讲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既然中国文化在西方列强面前打了败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改变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呢?为什么能够使中国文化复兴呢?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对于“中国文化”，既不是绝对肯定，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认为这种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中国文化是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同时中国文化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因此它具有两重性，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人民性即民主性的精华。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前者被称为“封建文化”，后者被称为“中国人民文化”，即我们今天常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种划分不是机械的分类，不是说这部著作、这首诗词是封建的，那部著作、那首诗词是人民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作品内容的辩证分析基础上的。比如《红楼梦》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民主性的精华。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就在于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并且用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文化，指出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是封建主义腐朽文化，而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振作起来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正以新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那种被人看不起的历史应当一去不复返了;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的胜利的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也就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必将迎来文化复兴的高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思想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具有这种既分析批判又继承发扬这样双重的意义，所以能够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使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使中国文化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联系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时，我们注意到，中华文明尽管是东方文明，但和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根本对立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和反映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和中华文明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明。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华文明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西方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自然界有规律、社会发展没有规律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文明强调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等“实学”传统和崇尚的易学、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有许多相通之处。事实上，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比如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梦想特别是美好社会理想的民族。在《礼记·礼运》中，早就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大同”。这部著作，许多专家认为，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它反映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但是，书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都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大同”，指的是尧舜时代“公天下”的社会。儒家学者十分怀念夏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后来，许多思想家把这种对过去的怀旧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比如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最后实现的是“大同”;而且，这样的“大同”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还是世界的“大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最高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社会理想。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都是后来的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人。比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可以发现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宋教仁等人。至于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包含了为中华民族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民族追求。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其中除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有这样的必然性，还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追求，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