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家

中国古代的慈善家

2016年09月07日 15:29:09 浏览量: 来源:人民网 作者: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但都以自家资财资助困苦之人，进行着慈善义举。

　　范蠡是春秋后期越国政治家，他曾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范蠡离开政坛，四处经商，赚了不少钱。那期间，范蠡多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给穷人，后人也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慈善家。

　　汉朝的慈善家也不少。西汉宣帝时的官员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　“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也是一位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樊重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一大笔钱，　到了还款日期，他便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一一销毁，令借贷人十分感动。樊重家里还有不少　“池鱼牧畜”，凡前来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　光武帝时期的名臣宣秉，官至三公九卿，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钱，并把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

　　魏晋南北朝时，民间也出现了不少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的良吏路邕，在任太守期间，每天都会从家中取出粟谷，赈济给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在任敷城太守期间，正遇荒年，他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帮许多困难家庭渡过难关。

　　隋文帝派兵南征陈朝时，有许多北方兵士不服南方水土而患病，名臣公孙景茂便用自己的薪俸为患病士兵求医、煮粥、熬药，并因此救活了1000多人。后来，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　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名吏辛公义在出任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很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让下属将岷州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将自己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并亲自料理病人的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

　　北宋的大峰和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慈善家。宋徽宗时期，大峰和尚来到广东潮阳，他自己募捐并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历经12年，至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修建　“报德堂”以示纪念。从此，广东潮汕地区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直到民国时期。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　《祖师纪录碑》，详细记载了大峰和尚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对社会上的困难群体给予有效救济，他们遇寒者给衣、遇饥者给食、遇病者施药、遇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东林党人士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人组织起同善会，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

　　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朝时，江南的民间慈善事业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据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120多个，上海地区也有80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起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提供药品。

　　清朝名臣陶澍和林则徐也是慈善家。道光年间，陶澍任安徽巡抚。一次，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陶澍任两江都督，他和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终于把丰备义仓建成。同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还修建了10间大小仓库，名叫长元吴丰备义仓，并从外地买粮存放。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仓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自己捐款，在伊犁兴修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福利。

　　后来，长元吴丰备义仓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向失业百姓提供救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长元吴丰备义仓管理人员创办了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　“儒孤学堂”和一所帮助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　“贫民习艺所”。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

　　到了清末，一些西方慈善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并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及观念。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　主张中国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善堂。自此，中国的近代公益事业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