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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酿人生

2016年11月13日 16:00:23 浏览量: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朱宝南 郭劲超

  93岁的朱宝南不出摊了。

  午后时分,老余杭接近40℃高温,朱老爷子躺在藤椅上,一把15年前的电扇,“呼呼呼”吹着他入睡——换作在去年这个时候,他可能还刚推着板车,沿着曲折的弄堂,收摊回家,大汗淋漓。

  “哎,甜酒酿——”像卖着白兰花一般的婉转调子,朱老爷子在老余杭的老街和新区,一喊了就是72年——这种再熟悉不过的江南腔调,有人听出乡音,有人看出沧桑,而在今年8月,一个90后的“毛头”小伙子,帮着这位90多岁的老爷爷,卖起了酒酿——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没了,而这碗酒酿,倒是更甜了。

  朱宝南:我那个拿半分工钱的农货店,空荡荡的,风进风出

  小郭,明天来的辰光,带些塑料碗来,快用光了。

  现在的人,真好。这个小郭,可以叫我太公了,我93岁,他25岁,我大他好几轮,他帮我卖甜酒酿,真是我的福气了。

  让我倒口黄酒,同你慢慢说。我每顿都要吃酒,不吃一点,熬不住。我这一辈子,就是靠这小钵头甜酒酿过日子,年轻时候养自己,30岁后养老婆和孩子,现在,还是靠这钵头甜酒酿,养自己。

  小时候,我在老余杭的鲍家祠堂读过几年书,四书五经都要读,背不出手心吃板子。 20岁那年,家里人看我还灵光,送我去老余杭东边的吴家 门当学徒,是那种农货店的售货员,卖枣子、莲子、桂圆、白糖、红糖,第一年不记工分,白做。

  第二年,开始要记工分了,老师傅一天两个工,我一天半个工——第一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日本佬打来了。我们这种农货店,日本佬的大部队还没到,已经被他们的先遣部队抢光了。

  我们全家七八个人,只好逃,往南边的邱家坞大郎山跑,没命跑。说来也是苦,我爸爸本来是海宁人,过得好好的,“长毛”来了,老祖宗跑到了老余杭。好不容易安耽了几年,日本佬来了,还开枪杀人——和我们一起跑路的,有个大肚子女人,山路走不快,跑错了方向,被追上来的日本佬一枪,子弹从肚子左边进右边出,“哼哧哼哧”惨叫了一个晚上,肚肠都翻出来了,第二天早上死了。

  我们在山里躲了一年多时间,国民党的79师部来了。他们在老余杭凤凰山和日本佬打了好几天,日本佬跑了。我们几个小年轻,听枪声炮声歇了,就壮着胆子结伴摸黑下山,发现老街都变了,鲍家祠堂都被烧掉了,沿街店面的门板没了,我那个拿半分工钱的农货店,空荡荡的,风进风出。

  1945年,抗战胜利了,大家都陆陆续续回来了,百废待兴,却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做起。我有个娘舅,在余杭街上做甜酒酿有点名气,他和我说,“宝南啊,你空着也是空着,要么跟我做甜酒酿,多门技艺,也不压身。”

  我想想自己20多岁了,也不能老是吃家里的,何况山里躲了一年多,家里也没粮了。做甜酒酿这门手艺,不算难,但费时间,从做到卖冬天要三天时间,夏天气候热两天就能卖了。我灵光,学了一个多月时间,甜酒酿基本会做了,但和娘舅做的比起来,同样的糯米,同样的酒曲,吊出来的味道,还是差一点点。

  朱宝南:年轻时候脚力足,两个地方兜一圈,也就是一个上午的辰光。

  一年后,娘舅同我说,你不是甜酒酿做不好,你是甜酒酿没拿出去卖过,没见过世面。从此之后,我娘舅开始放我“单刀”。老余杭我是不敢去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外甥怎么卖得过娘舅呢?娘舅摆个摊余杭街上卖,我就推个手拉车,闲林、中泰去兜圈子,五个铜板一钵头,“哎,甜酒酿——”年轻时候脚力足,两个地方兜一圈,也就是一个上午的辰光,中午还能赶回家吃口热饭。几个月下来,攒的铜板点了点,哈哈,比农货店的老师傅赚得还多。

  我娘舅同我说,你这门手艺,和做甜酒酿过夜发酵一样,上路了。就这么做下去,味道甜还是酒气重,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娘舅说的“一个晚上”,我用了快三年的时间——后来也是钻进手艺里去了,夏天放多少时间会甜,冬天放多少时间会“凶”,拿根筷子“跺跺”,阴凉处放放,看钵头里“咕咚咕咚”冒泡的架势就知道了。

  我那时年轻,也想大干一场的,没想到和这小钵头甜酒酿耗上了一辈子。“哎,甜酒酿,哎,甜酒酿——”地喊了好几年,老余杭百家弄口新开了家胜利饭店,他们请我去做甜酒酿。每天16斤糯米做50多钵头,那时候钞票用不来的,4两粮票才能换一钵头甜酒酿,排队的人还“木牢牢”。

  也许有了抗战时期躲日本人的那段经历,什么事情都想求个安稳。我想,在胜利饭店做甜酒酿,总比拉着辆板车到处跑好,不用淋雨晒太阳了,工资又是固定的,旱涝保收。就这么攒了几年钱,到30多岁,讨了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是酒酿带给我最大的甜头。

  也就是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技不压身”。我在胜利饭店的厨房里,做甜酒酿、擀面皮子、做馒头,接触的人少,更不用说姑娘儿了,打光棍打到30岁,现在这个年纪叫晚婚晚育,那个年代,这个年纪不结婚,别人看你眼光都不一样,觉得你家里穷,老婆都讨不起——我的老婆,是我邻居做媒的,就看中了我有这门手艺,人老实、定心,别人都说,“人不定心,这点年纪做不好甜酒酿的”。

  我老婆是余杭永建村人,出了老街,走走3里路,家里世世代代种田,以前给地主当佃农,解放后给自己种。她嫁到了街上,除了做做针线活烧烧饭,就是带带两个孩子。

  这么一来,我一个人要养活四张嘴,和以前打光棍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不一样了。我是胜利饭店的长期工,一个月开给我的工资是10多块,小孩子要读书,老婆没工作,日子过起来,就紧巴巴了,有时候一个星期连块肉都吃不上。我老婆就问,“你在饭店上班,怎么连点油水都带不回来?”

  我就和老婆商量,要么我做点甜酒酿、馒头,你出面摆个摊?能赚多少算多少,亏本也就算了。老婆想想,这倒是可以的,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把摊位摆在小诸桥,后来开通了杭州到老余杭的公交车,来来往往的人多了不少,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10多块,生意淡的时候,一天也能卖几块钱——比我在胜利饭店赚得还多,紧巴巴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朱宝南:儿子结婚摆酒那天,我好好敬了我娘舅几杯酒,这一碗甜酒酿,养活了我们一家啊!

  我女儿18那年出嫁了,我给她准备了4条棉被,2个箱子,光光彩彩出了门。这些钞票,都是卖甜酒酿攒的。我儿子27岁讨媳妇,当时摆了4桌酒,也是卖甜酒酿赚的钱。

  儿子结婚摆酒那天,我好好敬了我娘舅几杯酒,这一碗甜酒酿,养活了我们一家啊!

  62岁,我从胜利饭店退休了。两个孩子成家后,老婆也不摆摊了,我拿退休工资,本来要过安耽日子了,但是游手好闲了几天,又熬不牢了。我这人,其它本事没有,力气活干了一辈子,有的是力气。躺在床上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弄了个板车,又开始出摊了。正好当时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家都开始做点小生意,2毛钱一钵头的甜酒酿,顾客在路边吃好,钵头还给我,有人要带回去的,可以自己带个碗。

  年纪越大,钱越好赚了。年轻时候做甜酒酿,比做农货店学徒赚得多;退休之后卖甜酒酿,比在饭店做生活赚得多,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我想想,可能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吃过的苦头太多,太太平平有钱好赚,就是最好的生活了。

  我的很多熟客,都是小时候就吃过我做的甜酒酿的,现在也都是爷爷奶奶了,他们劝我:宝南叔啊,你也可以收山了,90多岁的人,车子擦擦碰碰,弄得不好,命都要搭进去啊。

  我的木头手拉车,毛估估总有100来斤,刚退休时候,我一只手能把它支起来靠在墙上,现在两只手都抬不起来。卖甜酒酿,不能拉,只能推,又不是拉稻草,拉着谁知道你在卖甜酒酿啊,但推起来,就更加吃力。

  去年有一天,老余杭的生意,好几天都不好。中泰我熟悉,那边还有几个老主顾。我就推着手拉车去,毕竟老了,脚力不够了,在凤凰岭的一个下坡没拖住,摔了一跤,用了几十年的钵头摔掉了几个,还好还好,自己只是点皮外伤,坐了一歇,爬起来,回家去。我当时想,这一跤摔到爬不起来,那也是天意,当年躲日本佬的时候,跑的就是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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