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国》：一本书引发的“国民性”争议

《巨婴国》：一本书引发的“国民性”争议

2017年03月07日 16:10:26 浏览量: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曾浩

　　从李宗吾的《厚黑学》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到最近出版的《巨婴国》，同样因为“国民性批判”而引起广泛关注。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巨婴”的概念，并称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6个月，这使得该书一面市便充满了争议。

　　“99.9%的中国人都是巨婴”?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写《巨婴国》花了四年时间，他将“巨婴”定义为心理发展水平还停留在1岁前的成年人，并认为这些人普遍具有病态共生、全能自恋、偏执分裂的心理，这些心理造就了当下的“中国式好人”、听话哲学、感情的“找妈”模式和逼婚等中国式现象。武志红表示“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1岁，这是国内精神分析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他甚至还有一个更激进的判断，“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6个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武志红更是一语惊人，“99.9%的中国人都是巨婴”。

　　在武志红看来，处于正常共生期(出生后6个月内)的婴儿有一个心理特征是觉得他和妈妈共用一个身体和心灵，但这种“共用”的特征在很多成年国人身上仍然存在，因此催生了大家庭、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界限模糊、以己度人等“病态共生”。而另一个6个月之前婴儿的心理特征——全能自恋同样常见：“世界就该按照我的意愿运转”，一不如意就毁人或自毁，这种全能自恋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式的大家长和中国男人多有皇帝梦。至于偏执，则是“我的判断和意愿必须坚持下去”，分裂则是“认为事情一分为二且不能共存”。

　　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尝试说明“巨婴”这一概念，其中有武志红多年从事心理学工作期间遇到的事例，也有见诸公共媒体的事例。比如用各种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事例来说明中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用屡见不鲜的成年人因为一点小挫折或批评而做出的过激反应事例，来说明国人的过于脆弱；以某著名钢琴家和他的父亲之间关系的例子来阐述“共生”的一种，即父亲通过“重压”儿子学琴，将自我寄养在孩子身上。而似乎更能证明“巨婴”的，则是另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国人的情感模式就是“找妈”。去年年底很火的节目《中国式相亲》在播出后遭到了许多网友的批评，节目中所呈现出来的“带上爸妈找对象”这一中国人传统的相亲方式，以及一些家长的奇葩择偶标准，和节目里的男嘉宾们动辄提出的“她要能照顾我”，在武志红看来都是典型的巨婴表现。

　　标签化的“国民性”

　　从一本畅销书的角度来看《巨婴国》，以一个标签化的写法是迅速获得认同和传播的利器，但另外一方面，难免显得不够严谨。

　　从历史上那些影响中国人的指涉“国民性”的作品来看，大多数并不像《巨婴国》这样一上来就给出一个“冲击性”的概念。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谈起中国国民性，大抵解释为诚朴敦厚的，具有优越的、成熟的文化形态；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梁实秋的《不淡定的中国人》观察国人种种不淡定的表现，用浅幽默、淡批判的文笔让人对镜自省；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以人性改造为出发点。即使是民国年间李宗吾的《厚黑学》，和上世纪70年代柏杨振聋发聩的《丑陋的中国人》，虽然显得消极，也只是文人的感受，并未像《巨婴国》这样断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如何如何的，尤其《巨婴国》严格来说并非单纯的社会文化评论，而是一个心理学家从心理分析出发，作出“中国人都是巨婴”的假设，然后基于这假设对不同社会现象作评论。因此，《巨婴国》一经上市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有网友评论说，《巨婴国》存在着观念先行的问题，作者武志红事先预设了一个概念，然后选取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来加以佐证，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者应具有的品质，而读者经常有归因的需求，但是人在寻找归因的时候，只是找一个有用的就好，不见得是找一个最正确的，因此《巨婴国》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Feitong Yang认为《巨婴国》还停留在基于自然观察的经验总结之上，因为一个心理学理论之所以最终成立，需要在自然观察的经验总结上提出假设，并根据假设设计实验，进行检验，通过多种独立的研究验证假设，最终形成理论。

　　“巨婴国”最大的问题是把巨婴作为了国民形象。青年学者李汶芮觉得“当某一种理论上升到文化分析时需要审慎”，并引用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的文字来婉转地表达对《巨婴国》的失望，“我不认为把精神分析转用于文化集体这种企图是荒谬的，或者说是肯定没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并且不要忘记我们所涉及的毕竟只是类似之处，而且无论是把人还是把概念，从它们所产生和发展的领域中分离出来都是危险的。”

　　“我希望大家认识自己，活出自己”

　　诚然，完全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要求一本畅销书或许过于严苛了。但书中一些观点和论据也显得并不能让人信服。

　　武志红在书中称国人集体心理年龄没超过6个月，还处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阶段经典概念“口欲期(嘴部是快感中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国的吃文化之发达。但耶鲁大学精神医学博士后、香港大学精神医学博士“琳儿”在知乎网站上表示，“口欲期”已经是被淘汰了几十年，在精神病界几乎无人再提及的精神分析概念。

　　武志红还认为，共生心理催生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催生了一种如同“沉默的大多数(作家王小波语)”式的封闭、麻木、长不大的“中国式好人”。但“琳儿”认为这其实是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和社会的差异，因为集体主义在东亚地区是历史悠久的根本文化，来自于延续千年的固定居住农耕背景，与共生心理无关。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的人际边界相比欧美文化中的独立、人际边界清晰确有不同，如果像《巨婴国》中那样认为的边际不清是“巨婴”的表现，那么欧美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拒绝牺牲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在亚洲人看来何尝不是一种“幼稚”呢?

　　还有一个观点也争议相当多，武志红是一个“孝顺文化”的反对者，在他看来“孝的本义就是顺”。“当我们把孩子孝顺父母视为必须的道德后，也意味着，我们将关系的不平等视为必然，它是所有不平等关系的源头”，他如此写道。诚然，武志红的本意是说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是维护大家长权威的最有效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孝就是顺”这样的表达方式要么是造一个博眼球的说法，要么就是过于粗糙了。

　　面对争议和质疑，武志红承认“这本书在逻辑结构、论证方面的确不是特别严谨”。但客观地说，《巨婴国》也击中了不少人的痛点，说出了很多人对自身、对家庭，以至对社会的困惑，让不少人看得很痛快，在很多地方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这本书带动起多元化的社会讨论，引发了更多人反思，或许是这本书之外更有用的对社会的推动。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愿我们都能认识自己，并活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