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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解读“废帝”人生

2016年12月26日 15:19:54 浏览量: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李福莹

  刘贺是情趣高雅的君子

  还是“行昏乱”的“废帝”?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最直观的印象是财富和竹简。很多人首先会对大量黄金制品以及巨额钱币等财富的地域来源产生疑问:这些财富是从哪里聚敛来的?西汉的海昏侯国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财富所显示的那样富庶?

  针对这个问题,辛德勇在书中从刘贺的经历展开分析,关注刘贺生活的地域环境。刘贺曾生活在三个地区:昌邑国、首都长安以及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地区,而其财富来源问题正是与这些地域当时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状况相关。

  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以及乐器、两周铜器等。于是,有论者便据此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并试图以此推翻《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认为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

  辛德勇认为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严重脱离实际。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早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早在刘贺之前,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

  出土文物颠覆文献记载

  或仅是丰富历史细节?

  青铜器、丝织品、黄金制品,以及上千枚具有文献价值的竹简,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很多人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将颠覆文献记载,改写历史。

  如何看待这些文物的价值?从它们身上能够获得怎样的信息?辛德勇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进入传世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时段之后,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属性等问题而言,考古新发现,大多会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而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如果总是期望通过某项考古发现来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只能沦为空想。

  辛德勇说,考古发现,可以丰富和印证历史文献的记载。同样,历史学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深入探讨文物背后的故事。所谓“二重证据”,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促进的一种境界。但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正如他在书中总结的: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辛德勇说,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责任编辑:张东红 [网站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