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纳粹式疯狂的“德国因素”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孕育纳粹式疯狂的“德国因素”

2016年12月13日 14:33:16 浏览量: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曾浩

　　“大屠杀”的德国因素

　　在费舍尔看来，排犹并不绝对导致那场令人伤痛的大屠杀。他将德国特有的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费舍尔表示，也不能忽视“德国因素”才会孕育出纳粹式的疯狂。

　　“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宏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说出过这样的昏话——“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

　　知识界的反犹是对德国传统的继承，也与现代主义的流传有关。20世纪20年代，许多德国犹太人成了现代派的先锋，创造并发展了许多至今仍不过时的思想观念与表达模式，如心理分析、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性音乐、存在主义哲学和量子理论等，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犹太代表，如弗洛伊德、麦克斯·霍克海默尔等。然而，那些自称“德国文化特性”继承者的思想家打着维护“古典传统”的幌子,极力排斥先锋派运动与现代文化。

　　知识界的反犹蔓延到教育。在纳粹德国的学校里，教唆学生去憎恨犹太人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德国大学的前沿机构和学科甚至还开设了种族卫生学和种族医学等课程。

　　而此时，纳粹的高层人物表现出病态的反犹狂热，并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号召民众消灭犹太人。奥斯维辛上空的青烟就此冉冉升起。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视这一大屠杀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阿伦特以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但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费舍尔觉得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这场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操控它们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

　　犹太人为何坐以待毙

　　对于犹太人的遭遇，费舍尔充满同情，但也不无从犹太人本身发出的思考。犹太人为什么坐以待毙?以这个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智慧，为何没有提前察觉和远离苦难的到来?

　　费舍尔从两个方面解读了这种奇特现象。首先是犹太人对德国心存幻想。他们依然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对德国怀着美好的期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存的可能性。他们说，“除了德国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我们只是借着我们的信仰才成为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层面，我们都属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犹太人领袖的误导。纳粹势力兴起之时，德国犹太社会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凝聚力。一些保守的犹太领袖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纳粹主义的危险性。成立于1921年的“德国犹太人联合会”是德国犹太人的主要保护性组织之一，该组织的创始人马克斯·诺伊曼号召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和其他德国人一样忠心爱国，“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

　　政治上的淡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错误估计了形势，直到苦难降临的那一刻，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意识才觉醒——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但此时，他们已无所归依，正如茨威格的那部名作所描述的那样，那个曾经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