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江村80岁了

费孝通的江村80岁了

2016年11月09日 11:08:17 浏览量: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程曼祺

　　费孝通留下的江村名片

　　两天的会议，议程满满。在短暂的会议间隙，几位北京赶来的青年学者，冒着小雨步行去了7里地外的江村——在2005年去世之前，他们的老师费孝通先生曾26次到访江村。

　　如今，他的雕像仰坐在江村的荷花池旁，大手摊开，胖胖的身躯向着江村方向，笑得像尊弥勒佛。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是个身材清瘦的年轻人。当时世上还没有蜚声中外的“江村”，这是费孝通在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为他田野调查的江南村落取的“学名”。它在现实中的本名是“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有长久的蚕桑丝织历史。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此时在开弦弓村开始了“工业下乡”。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费达生于1929年在开弦弓村成立了村民入股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

　　姐姐的实践引起了费孝通的兴趣。1个多月的时间里，费孝通忙碌地观察着这个新旧交汇的小村。他带来的那个神秘的黑盒子——相机，成了搜集资料的得力助手。

　　在当时拍下的那些黑白旧照中，开弦弓村以老旧的一层砖房为主，简陋的木桥跨河而过，家家门口停着一艘乌篷小船。全村的1458口人，很难完全靠农业养活，蚕桑和家庭缫丝业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由此，费孝通发现中国的乡土经济并非完全是小农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模式。要救助农民、复兴乡村，恢复和扶助受西方近现代工业冲击而几近崩溃的乡土工业和手工业，十分必要。

　　这些想法后来呈现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留英期间的博士生导师，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这本书评价颇高：“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的英文书名——编者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80年后，这次参会的后辈学者见到的开弦弓村，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费孝通当年的设想。村镇附近，依然散布着许多小型民营企业，以毛衣加工厂和纺织厂为主。

　　开弦弓村的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活动，他们把土地承包出去，每年收取租金，自己则到附近的工厂上班。一个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如今，全村人口已有2800多人。600多辆私家车，代替了昔时的乌篷船，成了村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当地官员透露，前几年，在吴江由县转区、太湖周边随之兴起开发热潮之时，政府有意使开弦弓村一带成为一个标本：不急于引进外来的工业园区，而是给本地的乡镇企业、民办企业更多空间。

　　如今，“江村”已经成了开弦弓村的另一张名片。路边的小店也被命名为“江村超市”、“江村饭馆”。

　　就在学术纪念会召开的期间，“江村调查”仍在进行中。20多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本科生正在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

　　今年大四的吴睿是带着点“朝圣的心情”来的。作为一个见识过众多学者的中国村庄，开弦弓村的访谈成功率很高。当外来的大学生徘徊在村中街巷时，村民见怪不怪。如果哪个年轻人青涩地走上前，问一句：“您有空吗？”村民多半会欣然打开话匣子，侃侃聊上几小时，就像很多年前，他们的父辈碰上了年轻的费孝通。

　　从实求知

　　在来到开弦弓村之前，吴睿最好奇的是：“今天这个地方的人们对费先生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吗？当地人有多少读过他的书？”

　　当记者向当地人抛出类似问题时，服装店老板上初二的女儿笑着说“当然知道”，“我们这里的中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参观的”。

　　正在江村村委会空地上打篮球的几个高中男孩，则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费孝通写过一本关于他们村的书，虽然说不准书名，但都肯定“那书很有名”。

　　在这本他们说不上名字的《江村经济》中，正包含年轻的费孝通对“什么是社会学”，“应做怎样的社会学”的思考。

　　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还处于“方兴”阶段。那时的社会学“更多的是空泛议论而非真实地报道情况”。

　　在燕大访学的美国教授罗伯特·派克带来了深入现实的新风气。他把学生从京郊的未名湖畔带到了天桥和监狱，使费孝通大开眼界。

　　费孝通对在中国做社会学有了自己的一番见解，在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的提倡下，他和几位同学开始了“社区研究”，试图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扭转空谈之风。

　　后来，费孝通将自己这种学术路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从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到隔年的江村调查，再到1938年回国后，于抗战后方的云南开展的“云南三村”实地调查，费孝通一直实践着“从实求知”。

　　在这个学术高产期，他先后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等著作。奠定了他一生的两篇“大文章”：“农村发展研究”及“民族、边区研究”。

　　到晚年，费孝通已经可以从各种平常小事中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

　　1997年，费孝通去南方调查，从南京到苏州有一段路走的是沪宁高速。费孝通一路看，一路没休息。

　　普通的风光，在他眼里却生出许多门道：从南京到镇江，还有许多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到了常州，新建筑就多了。到无锡一带，出现了别墅式的农民住房。他甚至敏锐地观察到，三楼两边的窗子可以看透，这说明没住人，没派上用场。

　　即使呆在北京，观察自家的小保姆，费孝通也能联想到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农村的一个小姑娘，到我们家就变了。这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学材料。大批乡下农民，年纪很小的时候到城里来。来了之后，变了，回不去了，被城市消化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文化变迁。”

　　在社会学领域的求知，还面临周晓虹教授提到的“中国化”的问题。社会学最早是舶来品，要使其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需要产生对应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