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的王阳明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的《传奇王阳明》吸引了一大批国学粉丝。

　　关于“精神”的学科关乎一个时代的精神

　　记:您本人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宋明理学、浙东学派、王阳明等，都是浙江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贡献的瑰宝，您认为未来该如何把这样的学科领域建设好，尤其是制度设计等方面?

　　董: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之类的传统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受制于种种因素，单从制度层面来说，我的体会是，最主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这些人文类的传统学科，如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等，作为学科或知识体系，它们与社会科学类不同，更与理、工、农、医有异，管理部门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与评价体系，充分认识到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的特殊性。这些关于“精神”的学科，实质上就关乎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才可能考虑到这些学科的特殊性而在管理方式上采取不同措施，从而有利于这些学科的发展。

　　“大师”，窃以为今时的确是缺乏的

　　记:您曾经师从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潘富恩等国学大师，您本人也是非常知名的国学、哲学教授，很多普通民众都是您在《百家讲坛》讲课的粉丝。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人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说今天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您怎么看待?您觉得怎样才能出“大师”?

　　董: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是没有“大师”的时代，另一方面却也是“大师”满天飞的时代，一些涉猎了一些经典、稍有成就的人，便敢自封为“大师”或坦然接受别人封给的“大师”称号，实在是滑稽的现象。我还比较保守，觉得应当把“大师”与“专家”“名家”区分开来。精通某一领域，学有所专、研究有素而卓有成就的人，是专门名家，称为“专家”;“专家”中的佼佼者，非但学有所专，而且自成一家之学，卓有影响，是为“名家”;而所谓“大师”，也可以说是“大家”，不拘于一学，不局于一隅，是“通才”，是在某一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之内，对不同知识体系都有真实把握，能够融会贯通、圆转自如、通达互摄，而又能出以己见、自成其学的人，用过去的话讲，即是“博而能约”的人。这样的“大师”，窃以为今时的确是缺乏的。

　　尽管成就“大师”需要各种条件，但绝不可能在一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或氛围之下出现。古人说“养才”，某种意义上“大师”是需要时间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保障来“养成”的。现在没有哪一个单位、哪一位领导会说自己不重视人才。但坦率地说，关于人才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都存在某种误区。人们只要会下蛋的鸡，却不愿意养鸡，更不愿意孵蛋。这样的人才观念之下，如何可能出现“大师”?人才观念及人才培育体系机制、评价机制等等，的确有待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大师”是通过独立自主的学术活动、渐进有序的知识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恐怕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工程”“项目”“课题”来培养“大师”，所以必须确保学术研究的自主、自由，辅之以宽松的管理体制以及切合人文学科自身特点的评价机制。

　　要有一种关于知识的“庄严感”、“神圣感”

　　记: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学者如何才能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董:就学者个人方面说，我一向主张要有一种关于知识的“庄严感”“神圣感”，因为任何知识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代又一代知识界人士辛苦积累所致，我们是处于这一知识历史过程之中的，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意识。知识要实现它的现实功用，学者本人就必须关注现实，要具备把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或知识问题而给予清晰思考的充分能力;要有宽阔的学术胸怀，广泛吸纳人类精神历史中所形成的公共智慧。当然，外部环境也应当尊重知识，有关知识的庄严感，制度要有利于知识成长，有一个宽松的、鼓励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