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

2017年02月28日 14:29:17 浏览量: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尹汉宁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同样具有自信的底气。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是从文化价值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总之，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从文化源流看。中华文化具有独立起源，自成体系，延绵不绝。这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传承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源流，都会谈到希腊、罗马。有人说，大凡欧洲一个有教养的人，只要提到希腊罗马，就有精神家园的感觉。实际上，希腊罗马文明曾经受到近东腓尼基、希伯来以及埃及文明的滋养。唯有中华文明具有独立起源，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外来文明的两次大的冲击，一次是汉魏隋唐佛教文明的冲击，儒学文明没有因此而沉沦中断，而是在吸收佛教精华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升华。另一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此间经受过痛苦和磨难，但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中华文明并没有被取代。今天，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科学的传承态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都在自己的祖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

　　三是从文化队伍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文化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饱读诗书，具有文化教养，既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又是礼乐文化的教化者、传承者。这与西方神职人员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士大夫与文吏分分合合，在庙堂和民间行走，或者为官吏，或者做士绅。“有教无类”成为传统，贫寒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进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具有做“君子”的理想追求，有“不辱诗文”的身份压力，比较注重理性思考，这是中华文化始终具有价值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从文化使命看。中华文化具有两个着力点，其一是注重道德教化。通过经史子集的传习教化，建立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同时启发个体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注重修身修为。其二是看重历史镜鉴。重视反思，以古鉴今，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文化的叙事方式，通常是运用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以事论理，启迪后辈。

　　五是从文化环境看。连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就与周边族群以政治和文化认同为纽带，融合在一起。到秦汉时代，中国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欧洲到近现代才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时间要比中国晚很多。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独立起源、自成体系和延绵不绝。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两千多年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累积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深沉厚重。

　　文化自信的担当

　　我们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不是要在苦难历史的回望中找到精神慰藉，也不是要在今天辉煌成就的展示中彰显自尊，而是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具有新的更大的文化担当。

　　我们要始终坚守文化价值取向，始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与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担当；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有担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

　　要在加强文化建设和推动文化创新上有担当。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必然会包含文化的创新，经济社会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我们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致力于文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比如，如何将当代中华民族的信仰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比如，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比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构筑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

　　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有坚定的自信，同时要用更多的功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我们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在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上下功夫，在运用时代语言和方式进行传习教化上下功夫，在“古为今用”、为时代需要提供滋养上下功夫，在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上下功夫。

　　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有担当。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气度，具有很强的吸附、整合、更化能力。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在不同文明互鉴中有更多的担当。在开放交流中保持和增加我们的文化优势，是历史担当；在开放交流中发现和直面我们的不足，也是历史担当。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内容，进行过深刻反思。就是同时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看到了“西人所长吾人所短”。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原则，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认真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除此之外，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规则秩序制定和改革中的影响，扩大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作用，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这些同样是我们需要肩负的历史担当。

　　要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在高度物质文明的背景下，可以为人们的精神净化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又不是宗教的。近年来，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研究中国发展奥秘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寄希望于中华文化医治“西方病”。实际上中华文化具有内敛型特质。即令在历史上中国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传教士”到别的国家去传授儒学或汉学。西方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完全在于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深刻地认识到，13亿多人口的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和平发展，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将真实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道义高度和巨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此我们要有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