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了政治哲学的传统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了政治哲学的传统

2017年04月14日 09:56:45 浏览量: 来源:《哲学原理》 作者:李佃来

　　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

　　如果说从人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通性来看，马克思开创政治哲学新传统的一个重要标识则在于实现了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的根本性转换，那么，从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超越性来看，马克思开创政治哲学新传统的重要标识就在于实现了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的根本性提升。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

　　我们都知道，政治哲学不同于实证性科学，它追求的是“应然”的政治生活状态，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由价值判断所证立起来的规范性理论，疏离了价值判断，就只能蜕变为政治哲学之外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自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的政治哲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和差异，因为它们都建立在价值论和规范性证明的基础之上。但显而易见，仅仅看到这种同质性，对于深入研究政治哲学是远远不够的，原因是政治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及其丰富复杂的理论内容，恰恰展现在不同时代理论家申述价值和规范问题的差异性视界和思路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一般都会把西方政治哲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但在古希腊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近代之后的政治哲学实际存在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概而言之，前者由于是在一个尘世所不能参与的超感性世界层面上勾绘理想政治图景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个突出的例子)，故此其所申述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经验所难以把握和达及的价值，如德性、智慧、卓越、崇高、永恒、目的等等。根据其特点，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统称为彼岸价值。这些彼岸价值因为具有真理般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它们也相应地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它们虽然不是从感性世界中得来的，但可以作为一个母版而为复杂多变的感性世界提供规导(这也是柏拉图的基本想法)。然而，近代以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价值及其论证方式，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及其质的规定性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不断延展，近现代人开始将目光从遥远的理想国转到最直接的经验和感性世界，所以正如卢卡奇所洞见到的，这时“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失去了它们的人的彼岸性”(12)。与这个状况相适应，近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不再讲述为古典政治哲学家所尊崇的那些彼岸价值，而且还将之视为怪异的东西予以抛弃，相反，那些反映和表达人们在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上的利益诉求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成为了政治哲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些价值既然是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启端并且又要借助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中介而落归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毋庸置疑，它们可被一体归列在此岸价值的范围之内。虽然近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常常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证成这些此岸价值，但它们已基本没有了形而上学的神圣性和为他者立法的绝对资格。

　　虽然古典政治哲学与近现代政治哲学代表了政治哲学史上两种截然不同、各有合法性的阐述价值和规范性问题的路数，但由于人们现在基本上是在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所激荡起的学术语境中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所以在理解何为价值和规范问题时，往往又不会联想到古典政治哲学，于是造成了似乎只有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才有价值和规范基础的片面认识。(13)这种片面认识，不仅不利于从政治哲学史上全面开掘我们在今天可资借鉴与取用的思想资源，也严重影响到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因为人们从人类社会这个立足点上并未发现一种能够将政治哲学证立起来的价值基础和规范性话语，故而也据此否认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在场。但很显然，这只是一个用近代以来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作标准、基于此岸价值而形成的理解，如果换用古典政治哲学的标准、基于彼岸价值来加以判断，我们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因为在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微的思想史关联，而这种关联是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口。

　　阿伦特是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史关联的人。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阿伦特深刻地指出：“我们政治思想传统的发轫显然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而且这一传统很明显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迎来了它的终结。……只是在其发轫和终结时期并不伴有什么变奏。”(14)显而易见，阿伦特在此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终结了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政治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认为他实际依然身处这个传统当中，即在这个传统发轫和终结时并不伴有什么变奏。阿伦特这一指认的与众不同与深刻之处，就在于打破了只是根据德国古典哲学、法国政治思想及英国古典经济学来阐释马克思的思维定式，并由此揭示出了从古希腊的肯定到近现代的否定再到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思想演进历程。实际上，翻检《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我们并不难发现马克思借助于古代人的观点来批判现代人时所折射出的这一“三段式”思想演进历程。比如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这样说道：“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1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现代人将生产作为人的目的及将财富作为生产的目的，已经完全背叛了古代将人作为生产的目的的崇高思想，那么马克思则并非像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在一条所谓“历史主义”的道路上将现代人的做法推向深远，相反，他在这里提出的要求就是通过回归古代而纠正现代人永不满足的鄙俗。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的这一思想史关联启示我们，不能像一些当代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那样，仅仅从现实性层面上、参照此岸价值来把握人类社会概念，而应当看到这一概念所实际蕴含着的深刻的超越性思想和彼岸价值。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一思维阶段，我们将缺少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区隔开来的充足理由，而只有将思维推进到后一阶段，才有可能再次在“传统”的意义上，洞见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论见识和卓尔不群的思想气质。问题是，人类社会概念所蕴含的彼岸价值是什么?

　　阿伦特将这一彼岸价值主要解读为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所提的“闲暇”相类比的未来社会的“闲暇”。不过，这个“闲暇”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价值论范畴，它主要指涉一种生活样态，比之更具有概括性的应是与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中的权利和自由完全不同的“自由”概念。理由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马克思所憧憬的未来理想社会形式，换用其他说法，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历史阶段”等等，而这些说法显然都将自由命定为了核心价值。其实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对于这一自由之价值的强调是始终如一的。用作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理论基石的自由概念，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一自由，因为前者关涉到人们现实权利的获得，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中直接引申出来的，而后者指涉到人的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解放这一理想性目标的一个综合判断，是高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的。这一自由与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德性、智慧、卓越、崇高等虽然具有不同的链接对象，但它们在思想命意上却是基本相通的，都具有超越性的祈向和彼岸价值的共同特征。人们可能以为，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在一种显性的政治哲学层面上来向人们讲述德性、智慧、卓越、崇高的，那么马克思实际并没有植入到政治哲学问题域，或至少以政治哲学所特有的话语和方式来阐发自由这一超越性的彼岸价值，换言之，并不能因为自由与古典政治哲学的超越性价值具有相似性或相通约性，而认为马克思在人类社会的理想性界面上发展了政治哲学。但正如上文所示，市民社会是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政治哲学的一个“总问题”，而人类社会虽然根本不同于市民社会，但它是从市民社会问题式中推衍出来的一个处在更高位阶上的概念，所以，我们不仅应当对这个概念作出一种政治哲学的解读，而且应当看到，马克思以其独特的自由为价值基点来诠释这一概念，并非意味着他在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相平行的理论层面来确立政治哲学思想叙事，而是意味着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水平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点。

　　我们要着重阐明的问题在于：以此岸价值为落脚点的近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大致说来，是以经验主义为前提，并遵从经验主义的思维路数和推理原则而得以开展的。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指认的：“经验的原则，包含有一个无限重要的规定，就是为了要接受或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必须与那一事物有亲密的接触，或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发现那一事物与我们自身的确定性相一致和相结合。……简言之，在于求得关于当前事物的思想。”(16)由黑格尔的这个指认可以推知，建立在经验主义思维前提下的近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实际只能达到对有限世界之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解析和说明，而对于马克思所讲的自由及古典政治哲学所讲的德性等从属于无限世界的对象，它则是无法把握的。然而，毋庸讳言，一种理论一旦与无限的东西相疏远，其思想性维度就很容易从高处跌落下来。所以，近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虽然克服了古典政治哲学轻视甚至忽视日常复杂政治的固有缺陷，但也暴露出其在意义世界、终极关怀等问题上的先天不足。对此，阿伦特也有一个类似的指证：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理论“是一种操作的假说，根据其产生的结果而变化，它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启示，而是关系到‘它在何种程度上起作用’这样的问题。……相对于行动，理性优先，对人类活动作出规则的精神的优先性都丧失了。……这个世界及其生活中，无论是哪里，因为人被功能化了，让人惊叹的人的原先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被完全剥夺了”(17)。这种情况“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把我们的生活当作几乎是无意义的东西，把判断作为不能确定的东西，把思维作为浅薄的东西”(18)。由此来说，自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家们虽然普遍将基于平等权利的公正话语论定为政治哲学的最高知识形式，但与马克思通过终极性的自由这个价值而达到的理论反思水平相比，前者还处在一个需要提升的较低学术层面。

　　当然，我们承认，建立一个比近代以来经验性和操作性的政治哲学思维更高的思维界面，进而提升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水平，不仅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比如，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解决这个课题。但由于康德在理论理性的界限内否定了物自体的可把握性，所以从这个概念几乎不能推出类似于马克思自由的高位价值。康德虽然在实践理性领域赋予了道德以一种高于经验原则的地位，但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这个道德只是一种封闭的“驾驭和限制人类自身理性精神的力量”(19)，所以也并不能真正为经验原则树立一个标尺，从而有效克服后者所可能具有的偏蔽与不足。黑格尔借助于辩证法推进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认为“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20)，并由此把握到了与马克思的自由相通约的自由以及精神、上帝等无限世界的对象。但我们知道，政治哲学是探寻“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学问，所以在本质上它从属于创造性的实践哲学而非认知性的理论哲学，构造的是朝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的理论空间。而黑格尔由于将理论活动视为“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故此，其所讲的自由、精神与上帝等只是在认识论领域超越了经验性知识，在实践哲学领域我们则看不到这种超越。康德与黑格尔的范例说明，即便是德国古典哲学不无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理论进路，也并没有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实质性地引向更高的思维水准，并由此独辟蹊径地进行政治哲学的理论创制。与康德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自由是针对人在世俗市民社会中的生存结构而提出来的一个高位价值，它既具有物自体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意义，也并非神秘莫测、不可把握的东西；它绝不仅仅是历史存在中供人们认知的理性法则，更是改造现实政治秩序和塑造未来理想政治生活的模板。从这个情况来看，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毋庸置疑也只是到马克思这里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写，由此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制高点。

　　总而言之，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这三个重大转换表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理论迥然有异的理论传统，并由此打开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全新学术空间。然而，人们在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时，往往不太重视考察不同政治哲学的理论殊异与传统归属这个前提性问题，而是习惯于套用罗尔斯、德沃金、诺齐克等主流政治哲学家所提供的现成理论模版来注解马克思。如果说这种外部的、非反思的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使马克思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在研究对象、学术问题及理论方法上皆晦暗不明的研究领域，那么只有廓清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边界、论域及其牵涉的重大学术和实践意义，才能够使这个研究领域逐步明朗起来。

 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