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籍书志

谈谈古籍书志

2017年04月09日 09:53:15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沈津

　　在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的著述中，书志、读书志、藏书志、访书记、提要、书录、叙录、经眼录、题跋记等，都是介绍古籍图书的写作形式。应该说书志是在书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目仅仅著录一部书的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是因为限于著录方式，无法著录得非常详细，而只有书志这种形式可以用来自由发挥，尽可能详细地把书中一些很重要的作者、书的内涵以及出版方面的信息全部钩稽出来，这对学者、读者的利用大有裨益。

　　撰写各种藏书志的学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如过去在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而写作提要的翁方纲、周永年、姚鼐、邵晋涵等，文人藏书家如吴骞、黄丕烈、鲍廷博、顾广圻以及后来的缪荃孙等，皆是一时俊彦。如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就由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赓续修撰而成，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则为顾廷龙、潘景郑二位先生在王氏“舛误触目、凌乱无序”的稿本上全面修订而成。

　　藏书志的写作工作，图书馆想做，收藏家也想做，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容易的话很多图书馆和收藏家早就把它做出来了。从40年代至今，在图书馆系统中，并不是没有人想到书志的重要性。我过去在写《顾廷龙年谱》的时候，将顾先生的所有日记都读了一遍，日记中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那是说顾先生看了缪荃孙写的《嘉业堂藏书志》，觉得不满意，说如果将来有条件的话，他写的书志要“力压众编”。我以为这“力压众编”是顾先生的雄心壮志，即详细揭示书之内涵及版本源流，这在30年代顾先生编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卷中，可见一斑。

　　前北图资深研究馆员冀淑英先生曾于1999年7月15日致笔者信中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图亦曾设想待入藏之书编目告竣之时，当写成书志，以记录一代典籍所存，今则已矣，思之慨然。”如今图书馆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以为国图人才济济，专家多多，又有明智者执掌帅印，若假以时日，何愁《国图善本书志》不成？昔年，北图以《中国版刻图录》在业界获掌声数十载；今朝，国图若将《国图善本书志》竣事，到那时模式高悬，嘉惠学林，则不以时间计矣。

　　1963年，时上海图书馆善本组在顾师廷龙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写作善本书志，那时候上海图书馆正在编上海图书馆藏的善本书目，顾先生即抽时间跟潘景郑、沈文倬先生写了一些馆藏善本书志的样子。当时大约写了二十多篇，如今我手里保存了顾、潘两先生所写的两张亲笔样张，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是编制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所以写得不多即告停止。

　　除了图书馆外，收藏家也有写作藏书志的计划，如70年代，黄永年曾致顾颉刚先生一札，云：“受业昔年尝有志写一《旧书识小录》，取寒舍所藏旧本书及所见旧本，略记出版本或内容，稍事考释，已成数十篇，劳动后暂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