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华：“让他们有尊严地活”

周春华：“让他们有尊严地活”

2013年04月15日 17:01:00 浏览量: 来源:《浙江共产党员》杂志 作者:​李建 楼昕

黄国中　摄

　　衢州十里丰，原名十里荒，距浙江省衢州市区约30公里，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昔日荒山，如今人来车往、店铺林立。但位于此地的浙江省十里丰监狱却是另一番景象——高墙危耸、戒备森严。这里是浙江省唯一关押男性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监狱。在目前关押的1万多名服刑人员中，有艾滋病人175名，全部集中在第九监区。

　　经过重重门禁，我们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走进了第九监区。正值活动时间，有的服刑人员在晒太阳，有的在打篮球、练太极。监室内，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口杯摆成一条直线，清爽整洁。空气中有点刺鼻的气味，“是紫外线消毒灯产生的臭氧，”周春华说，“艾滋病人免疫力较差，我们必须勤消毒。”

　　周春华是第九监区的监区长，刚当选为浙江省直机关第二届道德模范。

　　主动报名，“我不去谁去”

　　2003年11月，杭州警方抓获一批艾滋病小偷，经法院审理，浙江省委政法委决定在省十里丰监狱设立艾滋病服刑人员关押点。2004年8月，周春华来此报到。

　　当时，很多民警对艾滋病不了解，谈艾色变，担心被“点将”，刚刚而立之年的周春华却是主动报的名：“也思想斗争了好几天。我当时是监狱里的医务民警，我不去谁去？”

　　首次“大考”是去接第一批服刑人员——在杭州猖獗一时的艾滋病小偷入监。此前，周春华特地去见了见他们。“你可得当心。”看管民警提醒周春华，这些服刑人员在看守所和省监狱中心医院期间，把带血的棉签丢在通道上，把血液涂抹在门锁上，甚至还威胁民警。

　　“说实话，心里有点发毛，但我没有退路。”周春华说。他首先找这个小偷团伙中姓王的“头儿”谈话。“头儿”一开始翘着二郎腿，说啥都不搭理。周春华主动招呼他坐近一些，“头儿”愣了一下。“得了艾滋病一定会死吗？没死你有什么打算？难道你一天刑都不想减？”面对周春华连珠炮似的发问，“头儿”的眼神疑惑又充满期待，过了许久他才回答：“不。”周春华乘胜追击：“无论是服刑还是生病，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

　　正是这次谈话让周春华意识到，这些服刑人员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暴戾，他们也渴望健康、渴望像常人一样生活。

　　此前，省监狱中心医院的民警曾劝周春华隔着铁栅栏谈话。为了效果，周春华决定进去面谈。但他留了一手：“我仔细观察了谈话地点，甚至连‘撤退’的路线都精确计算过。”

　　日常工作，与风险相伴

　　周春华的工作以管理教育艾滋病服刑人员为中心。工作日他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半下班。为预防突发事件，下班后他只能睡在监狱附近的备勤房里，只有休息日才能回家。从2004年至今，周春华从一名普通民警，逐步成长为监区长。

　　几乎每天都要为艾滋病服刑人员抽血化验，这是周春华的日常工作。有的服刑人员长期吸毒，浅表血管几乎看不到，要么硬化结节，要么溃烂成疤，这些难度大的静脉穿刺，都由周春华操作。

　　有一次，一名有精神分裂症的服刑人员用头撞墙，头皮裂开了十几厘米长的伤口，鲜血直流。一个不算太大的缝合手术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是艾滋病人，当时监区医院没有全身麻醉的手术条件，只能做局部麻醉，更何况病人狂躁不安，只要缝合针偏一下，周春华的命运就可能被改写。

　　没时间犹豫，周春华深吸一口气上了手术台。手套上满是鲜血，周春华不断地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他一边缝针，一边哼着小曲来缓解紧张。一个多小时后，大功告成，一旁的同事热烈鼓掌。同事们说，手术时他们屏住了呼吸，时间似乎都停止了。

　　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监狱对民警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比如手指有伤口，当天不能上班；处理服刑人员紧急伤口时，一定要戴防护手套；万一发生特别危急的职业暴露，可在1小时内完成紧急处置，同时采用阻断性药物、预防性用药。“服药得6个月左右，而且半年内要不断地做检查。这种心理压力非常大，一般人难以承受。”周春华说。幸运的是，如此危急的职业暴露还未发生过。

　　监区民警每年都要进行两次体检。周春华说：“体检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拿到体检报告，一看，没事，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

　　因为风险，周春华的家人常替他担心。“我时常给我老婆‘灌输’防控艾滋病的科学理念，让她少一点担心。”周春华说。他清楚地记得去艾滋病监区上班的第一天，老婆抱着3岁的儿子一直送到家门口，就像生离死别。晚上，老婆告诉他：自己一整天心神不定，不是左眼皮跳就是右眼皮跳。周春华只能安慰她：“又不是上战场。你看我不是好好的？”

　　担心的不仅是家人，还有一些是不了解艾滋病的人。有一次，周春华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些原本想进来吃饭的人，看到周春华扭头就走。结账时老板说：“今天算我请客，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下次最好别来了，不然我没法做生意。”周春华稍感宽慰的是，近几年，公众对艾滋病的的认识逐渐提升，这种尴尬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