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大:一代飞机一代魂
他是叶挺的儿子,他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者
叶正大:一代飞机一代魂
2016年08月05日 07:53:41 浏览量: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车军
叶正大在歼10飞机前。
1954年底,叶正大与任岳在莫斯科结婚。
叶挺一家1939年在澳门。左一叶挺,左二叶正大。
89岁高龄的叶正大三年前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在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叶正大是一位有着历史传奇色彩的领导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将,是新中国航空科技领域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他亲自参与设计研究或主持领导的型号任务有12项,在歼教1及歼7、歼8等空海军主力战机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父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军事将领叶挺将军,而今年,又是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在“四八空难”中遇难整70周年。
戴笠感慨叶挺: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翻开叶正大的回忆录,翻开那些尘封的记忆,我们看到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叶挺的英武,叶挺夫人的贤淑俊秀;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气宇轩昂,新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风发……这些,都会不知不觉带你走进曾经硝烟弥漫的年代,也走进那个建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时期。
回忆录的开始,叶正大饱含深情、用细腻的心思、以不小的篇幅讲述了父母、弟弟妹妹和曾经温馨的少年时代的家,讲述了母亲和父亲叶挺。
叶挺是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军事将领。他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担任了前敌总指挥的重要职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受命组建新四军并任军长,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功勋卓著。毛泽东主席曾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并对他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拘押多年,先是囚禁在上饶,后又被押往桂林、重庆。在多年的囚禁中,他随身只带一个自制的小油灯,用来做伴、读书,并一直坚持不理发、不修面,表示不获自由绝不妥协。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响遏行云的著名诗篇《囚歌》。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等人的问题。曾在国民党“军统”工作18年的沈醉当时带着好奇心理去监狱看过叶挺,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叶挺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当沈醉把这个情况告诉戴笠,戴笠沉默了很久后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出狱,但于1946年4月8日,在与王若飞、邓发等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从重庆飞赴延安途中,却不幸遭遇空难牺牲。同机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他们十岁的女儿叶扬眉和刚刚三岁的儿子阿九。
“四八空难”的真相一直无从披露,直到60年后的2006年,隐居台湾、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才道出“四八空难”幕后的秘密,让此事大白于天下。原来,军统特务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策划——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以检修为名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盘表反面放了磁铁。致使4月8日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导航系统失灵,飞机迷航,最终在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失事。那一年,叶挺50岁,他的夫人39岁。
叶挺与夫人遇难时,19岁的叶正大由姨妈照料,和两个弟弟妹妹在广州生活。就在他们满怀期待等着与父母亲团聚时,却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叶正大与姨妈及弟弟妹妹悲伤欲绝、抱头痛哭。他说自己从小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在那些日子里,终日以泪洗面。
父母及弟弟妹妹的遇难,成了叶正大一生心中永远的痛,他决心投身航空事业,报家仇雪国恨,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1993年,叶正大的六妹剑梅患肠癌,弥留之际神志却十分清醒,叶正大噙着泪水对她说:“剑梅,你不要难过,你先去了爸爸妈妈身边,以后我也会到爸爸妈妈身边,我们兄妹会在爸爸妈妈那里相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总理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
父母遇难时,叶正大已高中毕业,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他在广州继续读大学。然而在广州每天也都有特务盯梢,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叶正大通过党的关系请示周总理,他要到解放区去,去找共产党中父亲的那些好朋友,找父亲最信赖的周恩来伯伯,找远在延安的两个大些的弟弟们。在得到周总理同意后,他辗转北平、张家口,几个月后终于获得机会随一支干部队伍步行去延安。
快到延安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兴奋,都希望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一天走了一百二三十里路。叶正大说,当我随着队伍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走近延安,远远看见宝塔山、延河水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知道,这里是父亲1937年接受新四军军长职务后,首先想到要来见党中央、毛主席的地方,是父母亲和弟弟妹妹飞赴这里而途中遇难的地方,也是我的亲人们长眠的地方。
到延安不久,他见到了周总理,还没有张口说话就已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周总理安慰他说:“好了,孩子,到了延安,就是回了家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你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那时在延安的烈士子女很多,由领导干部分别照看,组织上分配朱德老总照顾叶正大,他管朱老总叫伯伯。到延安他才知道,弟弟正明、华明已在之前去了山西兴县读书,那是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住在朱伯伯这里,他觉得自己又有了家。朱伯伯和康克清妈妈一起跟他聊天,话家常,后又安排人带他去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当时在延安机场附近的墓地祭奠。他想起父亲母亲的慈爱,想起父亲给他们兄妹九个起名字时,曾说过“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的情景,而如今,父母已牺牲,扬眉妹妹和小弟阿九也已先离去了。他不由得扑倒在亲人们的墓前,几个月来积郁在心中的痛苦和思念之情难以抑制,很久很久嚎啕痛哭。
到延安两年后的1948年,党中央决定送21个懂俄文的年轻干部到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技术人才。这21个年轻干部绝大部分是烈士的遗孤,也有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除叶正大与大弟叶正明外,还有李鹏、邹家华、叶楚梅(叶剑英之女),以及数年后成为叶正大妻子的任岳(任弼石侄女)等人。这一批人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康生将对他们的处理定性为“苏修反革命特务集团案”,并将案件取代号为“4821”。“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这个冤假错案得以彻底平反纠正,其中一些同志走上中央各级重要的领导岗位。再聚蓝天红日下,这些乐观的老同志索性就将“4821”当作他们的代号,渐渐,国内媒体也这样称呼了。
初到苏联,他们是被送到离莫斯科400公里远的伊万诺沃学习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终于堂堂正正地到莫斯科去读大学。叶正大与弟弟叶正明商量,决定进莫斯科航空学院,这不仅因为叶正大从小酷爱航模,还有家仇,更有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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