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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长征期间的纪律建设

2016年10月24日 16:14:48 浏览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马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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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海结盟》,选自沈尧伊绘制的《地球的红飘带》  

  严明的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我军作为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懈奋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在长征中,红军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面对逆境,保持良好的军风、严格的军纪,是红军战胜困难,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关键。长征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斗争生活锤炼了人民军队铁一般的纪律。也正是因为有了铁一般的作风纪律,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在长征中获得人民群众真心的拥护和支持,才保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在挫折失败中重新奋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

  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传唱着一首《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红军在长征中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纪律绝不含糊的态度密不可分。

  长征伊始,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要保证新的战略目标的胜利,必须“坚决地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不久,总政治部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

  在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毛泽东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我们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苗族山寨多以木板沿山架屋,连接成片,有时从山脚一直到山顶,一处着火就可能烧毁全寨。因此,红军在进入苗寨后,非常注意防火,专门制定了防火办法,规定火把不准进屋,并组织消防队加强警戒巡逻。

  进入贵州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示各部队“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在进入黔北各城市之前,红一军团向所辖各部发布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规定“在原则上除政治机关、保卫局及军团与师的政治部外,其余部队一律不得进城”,以此减少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影响。进城的部队必须有整齐的军容,“对军容不整有碍军风的任何部队及个人入城时,守城部队均有权阻止进城。”

  进入四川后,红军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布指示,要求全体战士注意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骚扰。为赢得抢渡大渡河的时间,给中央红军开辟进军道路,以刘伯承为司令的先遣队耐心向彝族同胞说明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反复重申红军“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为表示诚意,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并按照彝族的传统习俗,举行了隆重的“歃血为盟”仪式,从而取得了彝族同胞对红军的信任。之后在小叶丹及彝族同胞的护送下,红军经过七天七夜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

  在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而川西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加之受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藏民大都躲进深山不和红军来往,红军的粮食供应极为困难。为防范红军在征粮过程中侵犯群众利益,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收割番民麦子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各部队领回价钱。”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抵陕甘回族聚居区。为团结回民,做好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红军颁布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明文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随后为加强纪律教育,总政治部专门颁布了“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口号”,分别是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和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团结。正是因为红军能够恪守严格纪律,才赢得了西北地区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落户陕甘宁打下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二

  在长征途中,红军的纪律作风建设大多体现在对日常生活具体而微的规定中,而正是这些规定,继承和发展了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示了人民军队的伟大风范。当然,在充满艰辛的长征途中,个别部队有时也纪律松弛,出现过一些不良现象。对于沿途出现的违反军纪的现象,红军随时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

  1934年12月,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发现红三、红九军团未能严格执行纪律,先后发出《责令三军团严整纪律的指示》和《责令九军团严整纪律严格遵守“八项注意”的指示》,要求“严办侵犯群众利益破坏纪律的分子,提高整顿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和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随后,红三、红九军团按照指示,对所部的纪律作风进行了严整。这些制度、训令的颁布约束了部队,使各项纪律落到实处,极大地改善了军民关系。

  红军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家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家的饭都会付钱。如果到了老百姓家里,无论多累,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会自觉为老百姓挑水、劈柴。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云贵川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大头,陪你一只好铁锅。”过草地时,红军某部多日断粮,偶然发现当地群众埋在地下的一缸青稞,经过党支部召开支委会讨论解决办法后,红军决定留下50块银元和一封感谢信以换取这缸青稞。

  在执行军纪时,红军善于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1934年10月27日,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出版的唯一一份报纸《红星》报发表了《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一文,告诫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经常注意纪律的检查,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11月7日,《红星》报以“违反纪律脱离群众的家伙——一个枪毙,一个罚做苦工”为题公布某部战士自由行动,破坏红军纪律,经上级机关批准执行枪决;某部工兵连指导员私拿土豪谷子换鞋子,自行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做苦工;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抓住这一例子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严格的检查本部队的纪律”。11月14日,《红星》报在《值得学习的》一文中,表扬“‘红垒’各连队自出发以来,对于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非常注意,经过四五次的检查,不上门板、不捆禾草、不打扫房子的现象没有发生”,认为“该部队广泛地进行了关于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干部能够经常注意督促和检查。这是值得各部队学习的。”

  之后,《红星》报又相继刊载了三个违反军纪遭处决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这样的:“电话队指导员李元明任职六个月,一贯消极,不执行上级指示,使电话队发生极严重的现象,减员四十余人。该队有两个要去投敌的分子,经别人发觉后,他任其逃跑。该犯贪污打土豪的款子和公款,吞没死伤同志的财产。雇临时伕子几天不给钱,以致伕子逃跑,他却贪污伕子工钱,此外,还到处乱拿群众的布匹、鸡蛋、腊肉等,造成群众对红军的仇恨。该犯亦经保卫局逮捕,公审枪决。”

  三

  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可以说,红军在长征中以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不仅建立和巩固了与群众传统的血肉联系,而且保证了长征最终的胜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明确强调军队纪律,把部队纪律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才保证了红军是一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军队,是一支由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一支与广大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军队。

  长征的革命实践培育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面对军事斗争准备艰巨繁重的新任务,面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挺进的新态势,我们的人民军队能不能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能不能确保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能不能保持性质、本色和作风?这都给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八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革命实践昭示我们,人民军队要胜利前行,必须赓续长征精神,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积极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凝聚起磅礴的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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