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疯狂动物城》到《一条狗的使命》：我们如何想象动物

从《疯狂动物城》到《一条狗的使命》：我们如何想象动物

2017年03月23日 12:43:54 浏览量: 来源:凤凰网 作者:庞红蕊

　　德里达指出，以往人们都忽视了动物的注视，都拒斥动物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人们普遍将自身设定为高高在上的主体，将动物降格为被注视、被认知的客体。《一条狗的使命》以狗的视角来看世界，颠倒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狗成了观看的主体，而人类则成了被观看的客体。无论是电影还是电影海报都突显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与狗的深情对视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写镜头令人动容，这些细节都令观影者体会到这条生命的鲜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获得父亲同意收养了“贝利”，正在他欢呼雀跃的时候，一旁的“贝利”也在欢呼：“我收养了一个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谁收养了谁呢?当伊森与“贝利”在玩球的时候，是谁在陪谁玩耍呢?蒙田在《为雷蒙·塞邦辩护》中说道：“我跟我的小猫咪一起玩耍的时候，谁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还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动物不是“自动的机器”(笛卡尔语)，不是人类的财物和工具，它们有自己的情绪和认知，每条生命都自成一体。与此同时，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有死者，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共同承担着时间的有限性，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

　　《一条狗的使命》整体色调温暖，导演通过一种视觉的诗意建构传达了狗对人类的忠诚和无条件的爱，希望用这种温情唤起人类对动物的同情，消除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影片中，人与狗(无论是工作犬还是家庭宠物)相互陪伴、相互救助，它们之间互为伴侣物种。《疯狂动物城》和《一条狗的使命》都旨在呈现一个“乌托邦”画面，前者以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的理想共同体问题，后者实实在在地触及到了动物问题，探讨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

　　如何想象动物?——动物寓言、家庭成员还是陌异他者?

　　《疯狂动物城》与《一条狗的使命》提供了想象动物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动物寓言，一种是使动物“家庭成员化”。就动物寓言来说，一方面，寓言中的动物带有拟人化的特征，承载着某种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只是“喻体”，故事里还寄托着重要的“寓意”。喻体是表，是附属，寓意是里，是本体。因此，用动物寓言的方式来想象动物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

　　《一条狗的使命》中的动物并未承载某种文化重负，它是一个轻盈的存在，跟犬科动物的文化象征意义毫无关联。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于它的主人而言，它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影片的主角贝利经历了五次生命轮回，终于领略到它生命的意义在于“令你快乐”。这里的“你”指的是贝利的主人，它的存在仍然服务于人类目的论。影片在勾勒人与狗之间的理想关系时所提出的方案是将狗“家庭成员化”：狗与人共享家宅空间，一起分享食物；它像家人一样陪伴左右，给人带来快乐和温暖；它慰藉孤独的灵魂，填补人的精神空缺；当灾难来临，它会奋不顾身、保护主人。影片突显人与狗之间的共通感，突显狗对人无条件的爱。然而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指出：“若这条狗不能满足人们对无条件的爱的想象，那么它就会面临被遗弃的危险。”换言之，在这种想象中，狗的价值和生命取决于“人类是否感觉狗爱自己”。假若人在狗身上感受不到这种“家人般”的爱，那么狗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归根结底，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将动物“家庭成员化”旨在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一种亲近关系，然而这种亲近关系之中却暗含着一种暴力，作为“家庭成员”的动物被纳入到自我的同一性结构中。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想象动物的方式，即：解除动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为一个“陌异他者”。尤其就家宅动物而言，首先，它应拒绝承载任何文化含义，拒绝被归类，拒绝被概念化和种属化，它应是独一无二的；其次，它应没有任何归属，不是“我的猫猫狗狗”，它逃脱“我”的权力，抵抗“我”的占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为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使自己保持他性，与“我”建立起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成为“陌异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一条狗的使命》剧照

　　它们能承受苦难吗?——论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如上文说言，《一条狗的使命》中既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又揭露了当今社会人对动物的暴力。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同情与暴力并存。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说道：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腿的数量、皮毛的状态、骶骨末端的状况等不足以使人们将这样一种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抛弃，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描绘出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吗?或者是谈话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们是否能够交谈，而是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can they suffer)。

　　传统形而上学普遍从理性(或语言)角度来规定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语言)的动物；动物则没有理性(语言)。理性(语言)能力成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将动物降格为纯粹的物(mere things)，对待它们的方式十分粗暴。边沁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在边沁看来，动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们不能“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将边沁的这段话作为整本书的核心论点。他指出，为动物进行辩护的底线是感受苦难(快乐)的能力，换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应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内。辛格着重探讨动物感受快乐或痛苦的能力，他从这一标准出发，扩展了人类道德考虑的范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根本上说来，他的这种探讨方式采取的仍是排除机制(将无法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传统形而上学便是从“能力”角度来区分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边沁的发问具有潜在的革命意义。“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中包含着一种折磨和受难，包含着一种“不能”。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的发问(如“它们是否能够运用语言”)与能力相关，那么边沁的这个问题与“能力”无关，它展现了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德里达说道：

　　能够承受苦难不再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没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于其中，它是我们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们与动物所共有的特征。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同情心(compassion)的体验，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对“没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体验，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为脆弱而导致的痛苦，是因为痛苦而产生的脆弱。

　　在边沁的发问中，辛格关注的是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达则关注的是动物的“受难”(suffer)。德里达指出，我们都曾看到过动物的恐惧和惊慌，看到过它们所受的痛苦，“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所显露出来的恻隐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词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组成，原初义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动物在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肉体之躯，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这种必死性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难的动物身上有一种中断性力量，它质疑“我”的利己主义倾向，引发了“我”的同情心，引导“我”向对方敞开。既然动物的苦难可以引起人的伦理反应，那么人便不能对动物暴力相向。

　　在《一条狗的使命》中，小狗贝利被人锁在汽车里，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亲恰巧路过，他们看到贝利的境况，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中止了原来的计划(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车玻璃，将“正在承受苦难”的贝利救出来。这印证了德里达的观点：动物可以引发人类的伦理回应，可以唤起人类的伦理责任，换言之，动物可以成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