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陕商，你知道多少？

明清时期的陕商，你知道多少？

2016年05月11日 00:00:00 浏览量: 来源:中国商报 作者:杜君立

　　“三水唐家”堪称“秦商巨贾”，图为陕西咸阳旬邑唐家大院。

　　盐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税收来源，也是陕商发迹的根源。

　唐家大院内景。

　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实施的是“开中法”。所谓开中，就是朝廷开出军需标（物资名称、运达地点），如标的物是粮食，商人可根据要求运输军粮至边关指定地点，政府收到标的物后，按公示的标准付给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称为中的。商人则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盐场购盐，销售后获取购销差价，便是经营利润。明清两代政府都对盐实行垄断经营，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食盐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因此而迅速崛起。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无西不成商”

　　明代宋应星谈到商帮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而陕商一度在晋商和徽商之上。当时垄断西部贸易的陕西商人，每年经营的布匹达2700万匹，茶叶1125多万斤，皮革150多万张，羊毛2500多万斤，药材1500万斤，水烟700万斤。明朝中期以后，开中法取消，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集散地又在扬州，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雄起。为了与徽商抗衡，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逐渐结合，互相合作，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地缘产物。

　　“三水（陕西旬邑旧称三水）唐家”祖上是山西人，明末迁居陕西。乾隆年间，唐士雅把南方的茶叶、绸缎运向北方，把北方的烟叶、蚕丝等运到南方，在这种南北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极盛时，其商号遍及一十三省，号称“汇兑中国十三省，包捐知府道台衔；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乾隆六十年（1795年），唐家第三代唐景忠亲赴北京参加了乾隆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受赠七品官服、银牌、手杖及御制七言律等，荣极一时。明清时期，三原泾阳茶叶业很发达，谓之“三原商贾，大则茶盐”（《三原县志》）。到了清代，泾阳为茶业集散地，茶商聚集，茶叶加工人数众多，据道光时卢坤《秦疆治略》记载：“官茶进关运至（泾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茶盐之利尤巨”，关中不少商人因开店经营茶叶业而致富。

　　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而地缘则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在“十大商帮”中，山陕商帮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

　　“一家发财，惠及乡党，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从明初到清末，山陕商人以其轻生重死、厚重质直、博大劲直的气概，从盐业起步，将业务扩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诸多行业，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国内，还远及朝鲜和俄罗斯，可以称得上是雄霸一方。其独特的商业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重要一页，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被合称为“西商”。在很多地方，人们都管山西商人叫作“老西”，管陕西商人叫作“老陕”。

　　盐与茶

　　陕商经营的商品以盐和茶叶为大宗，这两类商品都有专营的色彩。

　　四川自贡盐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地位，有研究者认为自贡盐业是“中国第一个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私营井盐工业”。陕商在自贡的商号达150余家之多，西秦会馆的碑文中有所谓“三秦客友，运销滇黔，连樯万艘，出没于穷濆窳桑之间”。

　　陕商以水道将川盐运销贵州，途经泸州，沿赤水河上溯至茅台，卸盐下船再用人背马驮，分运贵阳和安顺，怀仁县茅台镇就成为陕商重要的水陆中转站。据说，有一个姓刘的陕西商人常驻茅台，他乃关中西府柳林镇（西凤酒产地）人氏，见当地白酒紧缺，遂从家乡请来一位姓田的酿酒师傅，按照西凤酒的配方开始造酒；到了清末，盐商华联锋和王立夫在茅台创建成义酒厂和荣和酒厂，茅台酒产量大增，逐渐成为名酒。被称为“西南巨儒”的清代著名诗人郑珍就写有“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

　　清朝时期，中国茶叶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英国与俄国是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后期英国以印度茶叶取代中国茶叶，俄国逐渐代替英国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市场）。英国依靠海运优势把持了茶叶贸易，中俄茶叶贸易则主要依靠陆路，陕商和晋商具有传统优势。像当初的广州一样，汉口作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从乾隆时代就极其兴盛，万商云集。早在1820年，汉口茶叶的出口量就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20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汉口、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1861年汉口港出口茶叶8万担，1862年增至近22万担，此后逐年增长，从1871年至1890年，每年的茶叶出口均达到200万担以上。“当时，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由汉口输出的茶叶就占了国内茶叶出口量的60%，大量运茶船源源不断地出入汉口港。”

　　汉口因茶而兴盛。《清史稿》说：“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

　　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以及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茶叶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再经唐白河、唐河水道北上达赊旗，此后改陆运北行，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再远销俄国恰克图。恰克图在俄语中意为“有茶的地方”，汉语称为“买卖城”。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在此签订《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自嘉庆、道光以来，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山陕商人所垄断。

　　从汉口到恰克图的“中俄万里茶路”，赊旗恰好是水运终点和陆运起点。这种特殊的地位，使这个明代时尚不见经传的小镇，在清朝数十年间便成为所谓的“天下第一店”（赊店）。乾嘉年间，赊旗汇集了来自全国16省的商家，镇内街道密布、商号林立，全镇有72条街道，大小店铺几百家，人口达13万之多。21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500多家商号总集百货，72条街分行划市相聚经营。

　　乾隆四十年（1775年），来自陕西韩城党家村的商人贾翼堂在赊旗镇创办了商号“合兴发”。到嘉庆年间，“合兴发”拥有赊旗镇南北太平街上的全部商业店面，常驻赊旗镇的雇员有数百人。据说，嘉庆、道光和咸丰三朝，往韩城老家运送银两的镖驮不绝于道，“日进白银千两”。

　　从晚清到民国，战争在中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使传统盐商遭到灭顶之灾。在陕商云集的四川，“战火延蔓阖省，地方全行糜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遇害者亦十之八九，遂使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同时，“秦中又遭回患，家产荡然”，“著名如泾阳三原等县，向号商薮……从各处财富之户，多贸易于东南。自东南用兵，陕西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灾，资产悉付兵燹”。

　　茶叶贸易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20世纪，俄帝国的覆灭与印度茶的竞争，将中国茶无情地逐出了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京汉铁路和俄国远东铁路的开通，传统的水运迅速没落，赊旗与恰克图一样，失去了交通枢纽地位，因茶而兴的山陕商人也随之风流云散。

　　本与末

　　明清时期的陕商大多出自关中几个县，如泾阳、三原、富平、凤翔等；他们的生意都在四川、河南、江苏、湖南等外省，虽然获利不赀，但对关中经济的影响甚微。他们既不在陕西置买田产，也不兴办实业，“千金之子，身无寸土”，“家资巨万，无一陇之殖”。正如《泾阳县志》所说，“贾虽多，何与于泾？”

　　和所有的传统商人一样，陕商最后基本上都是结交官宦，让子弟转向科举，当官发财，发财当官，这才是“正途”。“三水唐家”后来就走向官场，第六代唐迁铨成为官居三品的盐运使，实现了从商人到“红顶”的成功转型。到清末，唐氏子孙中捐得或考取各种官衔的有36人之多。

　　在关中传统乡村，一般农户供养一个成功的读书人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相比之下，托关系去做个官差倒要容易得多，因此地方风俗“多习书吏，故刀笔甲天下，次者儒，又次行贾”。当商人势力崛起后，许多地方风俗也随之改变，人们“崇儒薄吏。与其吏也，宁贾。故仕宦视昔十倍，富人亦数倍之，而吏习顿减”。在生活上也追求奢侈，“裘马绮罗充塞街衢，十金之子耻于布衣，俊宇画栋在在有之，婚丧酒礼惟以豪华相高”。

　　徽州因为人多地少，逼迫人们出去经商，从而形成了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帮——徽商。相对而言，关中人地矛盾并没有徽州那么紧张，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更接受一种亦商亦农的生活方式。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也导致陕商始终没有脱离小农意识，在经营上不思进取，见好就收，“人贵知足，有足富者，非可以必终，何日仆仆然毋有已期也”，“财不贵积”，“苟可以足日用……夫何以厚为哉”。这种“财取足用”的局限，使陕商在后期资本积累规模上远远逊色于晋商和徽商。

　　商业虽然能够取得暴利，但陕商往往将大量钱财用于挥霍，“作富贵状”；实际上，那些极尽奢华的山陕会馆也是一种炫富摆阔的结果。当时就就有人评价关中“商贾多不量力，竞争事奢侈，外似富而内无深藏”。这与西方早期资本家那种视积累为“天职”的“新教伦理”截然相反。

　　“三水唐家”堪称“秦商巨贾”，经商致富后，在旬邑、彬县、淳化、耀县等地置买大量土地，每年的巨额地租收入都被用于奢侈享受。“唐家有个九弯弯，一脚踢了十三万”，说是唐廷铨为了看一个女人裸跑，一脚就踢了13万两。嘉庆年间，唐家全家不过60口人，雇佣的仆人就达165人，“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

　　著名的“唐家大院”建于道光五年（1826年），整个建筑为木石砖结构，历时43年，做工极其精细考究。最多的一天，有三四百名匠人同时施工。每座房子均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与山陕会馆的建筑风格颇为相似。大院落成后，唐家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庆祝，一连唱了三个多月。这座八十七院、两千七百多间、宫殿式的唐家大院，经子孙变卖和战乱毁坏，只有五座院子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