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参与的文明才有生命力

人人参与的文明才有生命力

对话浙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钢

2013年10月20日 15:35:00 浏览量: 来源:《宣传半月刊》杂志 作者:张丽红

　　冯钢

　　浙江大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常务理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生，浙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及现代社会理论、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现代社区发展。主要成果有著作《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转型社会及其治理》等。曾于2001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整合与链合：社区发展机制研究”；2005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政策”。

　　旅游陋习是国民陋习的集中表现

　　记者:国庆长假刚刚结束，大家在出行中的许多不文明现象再一次成为了焦点，像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后满地垃圾、在旅游景点乱写乱画等，许多网友还总结出了国人旅游十大陋习，对于这些现象，您怎么看?

　　冯钢:旅游中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有的，只不过在旅游中表现得比较集中一点而已。所以说，旅游陋习其实是国民陋习的集中表现，反映出来的是文明素质的高低。

　　记者:文明素质的高低跟什么因素有关呢?

　　冯钢:以前很多人也讨论过，文明程度到底跟什么相关，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跟这么几个因素相关，一是富裕程度，二是受教育程度，另外就是城市化程度。但现在看起来，这三个可能都不是直接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明化的参与程度，即市民有多大程度的参与到文明化的进程中。

　　记者:现实中大家参与的机会还比较少。

　　冯钢:对，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交给政府的专职人员来做，很多人就有了这样的思维:既然他在这里扫，我就要扔，我不扔那他扫什么?

　　我去日本就有很大的感触，街上干净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从街上走过后直接踩到床上都没问题。但是，他们街头很少有垃圾箱，也基本上看不到扫地的，就好像不存在这个职业一样。

　　记者:垃圾都随身携带?

　　冯钢: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个垃圾袋，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里，这个其实就是文明化的参与。

　　记者:大家都把维护环境卫生当成自己的事情。

　　冯钢:对。相反，我们只是在消费文明，却没有参与到这个进程中去，似乎文明化的进程都是政府主导的，职能部门来执行的，我们只不过在享受而已。

　　要想治本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记者:这些年浙江在文明城市的创建方面也做了很多，比如说杭州，斑马线礼让、路口设置电子屏等，应该说还是有些效果的。

　　冯钢:对，效果肯定有，但是成本太高了，短期内可以见效，但却不是治本的方法。要想治本，还是要真正调动社会的力量，让整个社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政府来做，政府的机构越来越庞大，人越来越多，做的事情越来越琐碎，老百姓越来越无力。你什么事情都管了，还让我做什么?还是那句话，“我要不扔垃圾，要你环卫工人扫什么?”

　　记者:很多事情可以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冯钢:对，社区、学校、志愿者机构都可以，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

　　举个例子，有一年植树节，社区里很多人买了树苗到外面去种树，而物业买了树苗在小区里种树。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物业完全可以动员小区里的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大家一起种，肯定会真正爱护这个树。但是物业种的就不一样了，树长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物业应该做的，死掉么再去种新的好了。

　　所以，没有让老百姓参与进去，这个文明化的环境是建立不起来的，表面上看绿化好了，卫生好了，交通秩序也好了，但这背后花了多大的精力、成本下去啊。

　　文明教育要少讲多做

　　记者:应该说我们的专职人员太多了。

　　冯钢:是的，我们社会目前缺乏提供这样的机会，更没有主动地创造这个机会。比如农村人到城里来打工，最普通的文明化程度他都没有参与过，像交通秩序的维护、公共秩序的维护等。

　　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幼儿园，大家也很调皮，果壳、垃圾也会随手扔，但老师做了一个事情，每天晚上选出第二天的值日组长，这是班里最有权威的“干部”，大家都争相竞选，而竞选上后，要告诉别人不要乱扔垃圾，所以哪怕后来不做值日组长了，大家也都知道，垃圾不能乱扔。

　　这时候，每一个人就不是作为受益者，而是作为创造者，都参与到文明环境的形成中去，形成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们有一批人都有这种责任感，形成一种示范作用，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去做。

　　记者:这就是环境的力量了。

　　冯钢:是的，有些城里人抱怨农民工没有素质，这其实怪他们自己，是他们没有形成示范。就像我们在五星级宾馆里，肯定不会乱扔烟头，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如果我们形成这样的环境，就能产生一个约束的作用。

　　同样，社会环境是靠大家参与了才会形成的，如果大家都没有参与，只是在消费这个环境，只是在这个环境中受益，而不是去创造，那么这个环境是不会形成的。

　　记者:我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试图教大家学会讲文明、懂礼貌，几十年前我们就说“五讲四美三热爱”，但做了这么多年，效果却不佳。

　　冯钢:我们现在把文明当成了一个教育的内容，以为它可以从外部灌输，人们自然就会去接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记者:对，就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标语，“讲文明，树新风”之类的，都是站在外面去要求大家如何做。

　　冯钢:是的，教育最好少讲一点，就让大家去做，比如说停课了，大家都在校园里捡垃圾，捡过几次，就知道不乱扔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记者:我们现在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也比较缺乏。

　　冯钢:是的，我们小时候就拿着红旗去路上指挥交通，但现在家长不愿意啊，怕有危险。

　　我遇到过一件特别夸张的事情，有一次给大三学生上专业课，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下面，下课我问怎么回事，老太太说头天晚上儿子打游戏，早上起不来了，她就带了个录音笔来帮儿子听课，儿子还交待了，老师的板书很难记的，哪些字记在黑板的哪个位置上都要标记好了。

　　记者:这还是大三的学生!

　　冯钢:是啊!我问她不觉得难受吗，她说难受，为什么，因为听不懂，她就恨不得自己听懂了回去讲给儿子听!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多少大学生一个学期衣服不洗，放假了打包扛回家让老妈洗的，听听就像笑话一样。

　　记者: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冯钢:是啊，私事都管不好，怎么让他树立这种公德意识，去关心整个环境和社会?

　　对规则的解释太功利

　　记者:很多人都感慨，中国人太大无畏了，太缺乏信仰，什么都不怕。

　　冯钢:中国的文化传统信奉祖先崇拜，敬鬼神、敬祖宗，而现在我们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代同堂的这种家庭没有了，都成了核心家庭，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里面，原来的祖先崇拜就基本上没有了，断根了。再加上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普及，鬼神思想也没了。

　　记者:所以就没什么可敬可畏了?

　　冯钢:是的。另外，我们的敬鬼神、敬祖宗是带有功利的，为什么敬?因为他们会保佑你。

　　同样，如今我们对规则的解释也带有功利性。我们宣传为什么不要闯红灯，是为了你的安全。

　　而西方有神学传统，在他们看来规则是神定的，服从规则是敬神，是信仰的一部分，没有为什么。所以，不管能不能带来功利，是秩序就要遵守。

　　在国外，半夜三更马路上空空的，但他们就是不会闯红灯过去，从功利角度看，过去完全没危险啊，但他就是不过去，因为这是红灯，是规则就必须遵守，没有为什么。

　　我们遵守的规则其实不应该是功利的，一旦是以功利为基础，就一定会有机会主义。

　　记者:我们古代也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场景，似乎随着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种美好的景象就越来越远了。

　　冯钢: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过渡，伴随着一个法制化和规制化的过程，这些东西使得陌生人之间产生一种信任感，这实际上是对一种秩序的信任，不再是对人格的信任。

　　熟人社会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而陌生人社会这种信任就必须建立在维持秩序的规制、法律上，但我们现在的规制还不够健全。

　　记者:所以大家做事还是要找熟人，上学、看病都要托关系。

　　冯钢:对，另外一方面说，立法其实容易，关键是如何执法。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制度之外，脱离制度的约束，那这个陌生人之间的正常秩序就建立不起来。陌生人之间没有信任感，所以只能去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