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就是曲艺人的抗战使命

说唱就是曲艺人的抗战使命

对话浙江省著名曲艺作家施振眉

2015年09月06日 14:47:00 浏览量: 来源:《宣传半月刊》杂志 作者:徐淑丹 吴凌云

　　人物名片

　　施振眉，浙江长兴人，曲艺作家,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原主席、顾问。著有《雨过天晴》、《李双双》、《新琵琶行》(与人合作)等作品。

　　戏剧理论家布伦特尔在《戏剧的规律》一文中曾说，“一国戏剧兴起的时刻正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十分高昂的时候”。纵观中国戏曲史，亦如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曲艺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

　　8月31日晨，浙江医院十病区八号房，轻轻推门，一位银发老人正斜靠在病床上闭目养神，几分钟前护士刚刚给他拿掉了挂瓶。见到记者前来，老人起身整好衣衫，抖擞精神，讲起了抗战时的那些故事:

　　“1945年，我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没有亲身投入抗战曲艺宣传战斗的行列，但从事曲艺工作后，我倒听说过不少有关抗日时期曲艺创作和演出的生动事迹，这些人和事也一定程度上激励我毕生从事曲艺事业……”

　　我们和浙江省著名曲艺作家施振眉的对话由此开始。

　　“我知道的第一个坏人是日本人”

　　记者:抗战时期，刚好是您的童年时期，您还有记忆吗?

　　施振眉:我是1932年出生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我6岁。我常和人说，我在懂事后，看到的第一个兵是日本兵，我知道的第一个坏人是日本人。

　　1937年12月的一天深夜，一批穿着黄衣服的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把我们从床上赶起来，押到一幢房子里，人们才知道是日本兵把全村人都抓来了。他们正准备烧杀时，忽然又匆匆走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批鬼子沿京杭国道去南京了，抓我们的那晚，是发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前夜。再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长兴，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们是年年外出逃难。我经历了苦难的童年，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记者:听说你们创作的《新琵琶行》就和您儿时的一段经历分不开?

　　施振眉:是的。这部中篇弹词是以新四军解放我家乡以及长兴县城为背景的。1944年，我13岁。8月23日的清晨，我起早去屋后的溪涧里淘米，刚通过巷子走到溪边，看到有一群士兵冲过溪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兵，他们穿着灰军服，后来我知道他们就是新四军。我看着他们冲向村后山上日伪军的炮台，我好奇地躲在竹园的泥墙边偷看。哇，只听到“轰”的一声，我亲眼看到炮台的顶盖被炸掉了，那时我的激动是现在的电视剧场面无法比拟的，毕生难忘。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大家这个喜讯，但那时没人敢出门，大家都被日本鬼子给吓怕了。

　　那天我特别特别兴奋，又偷偷地跑到桑树林子前的石桥上，我看到一个背着大刀的人，大刀上的红绸布随风飘扬，可威武了。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是新四军，村里的炮台和日伪据点被他们拔掉了。正是那一天，长兴县城解放了。你说那是多高兴的事呀!

　　解放后，我从事曲艺工作，想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就想创作一个以此为题材的曲艺节目，和两个朋友一拍即合，就有了《新琵琶行》。

　　三弦就是“能够消灭敌人的机关枪”

　　记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浙江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曲艺作品吗?

　　施振眉:抗战时期，曲艺表演者们爱国热情高涨，他们用各地最通俗易懂的曲艺形式，如小热昏、莲花落、道情、走书、鼓词等，宣传抗日。他们编演了不少节目，《倭子记》、《桥头烽火》、《十送郎》、《王老太火葬日本兵》等等都是代表作品。

　　记者:这些作品中，有您了解的创作故事吗?

　　施振眉:刚刚讲的《倭子记》属于金华道情。1937年，东阳县兴贤小学校长骆绍基编写了该曲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宣传抗日救亡，鼓舞民众斗志，投身抗日战争。

　　骆绍基有一个学生，叫马烈商，天生一副金嗓子，8岁便能大胆地登台演唱道情《台儿庄大捷》。13岁在东阳中学念书时，他创作道情《中国大仇人》和话剧《乡下》，成为东中抗日宣传队的当家节目，反响热烈。

　　还有宁波走书(解放前又叫“犁铧文书”)艺人蒋顺海，他父亲蒋仁忠是清末犁铧文书的著名艺人。蒋顺海从小随父学艺，抗战时期，他受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谭启龙政委的邀请，参加革命，以唱犁铧文书来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曾唱过《义薄云天》、《桥头烽火》。蒋顺海当年名气很大，唱红了宁波、绍兴一带的农村。

　　记者:曲艺人的感染力这么强，会被日寇盯上吗?

　　施振眉:会!抗战爆发后，广大曲艺人生活倍加艰难，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变，除了演出宣扬精忠报国、英勇抗敌的《岳传》、《杨家将》等优秀传统书目外，他们还即兴编演新节目宣传抗日。这些爱国艺人一旦被日寇盯上，就会遭到迫害。

　　卖梨膏糖的老杭州艺人都知道一句话，“长篇唱不过丁友生、快板唱不过朱克勤”。著名小热昏艺人朱克勤，擅唱快板，名声赫赫。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朱克勤在上海街头巷尾宣传抗日，长篇快板《八·一三》演唱时，听众就人山人海地聚拢来。当时有日伪军悄悄警告他，叫他不要再唱了，赶紧去逃难，朱克勤不为所动，坚持说唱，宣传抗战。后来，他惨遭日寇杀害。

　　记者:曲艺在抗战年代发挥的作用真不小。

　　施振眉:当时，延安有位盲人说书人韩起祥，被誉为“三弦战士”，他的三弦被称为是“能够消灭敌人的机关枪”。其实，在那样的年代，说唱就是曲艺人的抗战使命。

　　在当时的环境下，民众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大字不识，听书听戏成了他们仅存的文化娱乐方式。戏曲一唱，锣鼓一响，就能聚集起男女老少，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唱词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所以，要激发他们的抗战意识，语言浅显、题材通俗、表演灵活的通俗文艺自然而然承担起这一任务。

　　曲艺需要适应新环境

　　继续为大众服务

　　记者:小热昏作为浙江的一个曲艺种类，在抗战时期的江浙沪地区发挥了不少作用，据说还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施振眉:对。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到杭州考察，他点名要看小热昏，当时我负责陪同。看安忠文(上世纪五十年代杭州小热昏曲艺代表人物)表演时，我就在旁边，听到周总理跟夫人邓颖超很仔细地介绍小热昏。周总理说，小热昏是江浙沪地区很受群众欢迎的曲艺。抗战时期，这类曲艺表演在街头巷尾的宣传力很强，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曲艺种类，竟能让周总理都这样关心这样惦记。

　　记者: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曲艺的市场和影响力似乎不如以前了。

　　施振眉:是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以新四军解放长兴的史实为题材，与唐小凡、蒋希均合作编写了《新琵琶行》。1978年由浙江曲艺团首演，受到群众欢迎，还数次到北京、上海、苏州等地演出，后来赴京参加了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在群众中留有深刻印象。《新琵琶行》等新曲艺作品因为符合史实，受到群众欢迎，这表明曲艺不仅可以用来安慰、鼓舞自己的同志，还可以用来打击、消灭敌人。现在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大家有更多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曲艺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寻找新的发展，继续为社会大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