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更了解中国的现实

让我们更了解中国的现实

对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

2014年08月05日 14:56:00 浏览量: 来源:《宣传半月刊》杂志 作者:胡笛

　　高校新闻教育

　　向三方面突围

　　记者:在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有人认为，高校在培养新闻人才方面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飞:现在是新闻业压力山大但又不知道转型该往哪个方向走的时代。

　　由于整个新闻业的大转型，新闻教育也存在挑战。以前高校的核心课程就是新闻的采、编、评、摄等，但是现在发现，这几年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的学生对社会的领悟能力和理性的、感性的、深刻的把握能力都有些不足。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高校应该怎样培养新闻传播人才?

　　吴飞:高校这两年在几个方向突围。第一，面对技术的转型，尤其是传播技术的转型，我们要加强技术方面的训练。新技术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学理的角度去梳理清楚，同时让学生有很快的应用能力。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搭建学生的全媒体实践平台;我们与浙江广电集团合作，建立了教育部的校外实践基地;我们的学生做网站、APP、微博、微信，全方位发展。学生还有一个全媒体创意小组，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研究未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到底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受众接受的习惯、兴趣有些什么变化等等。

　　记者:可以具体介绍一下他们“玩”的是什么吗?

　　吴飞:都非常有趣的。比如你看一个帅小伙的面部，哪个部位可以更刺激你的大脑皮层，关注的时间更长，说明这个部位更有吸引力，这有利于设计广告页面或者报纸页面。

　　或者你看一部电视连续剧，45分钟的片子，看到多长时间的时候心率波动比较快?整部片子有多少个刺激点?他们还会做一些对比试验，看优秀的影片，比如《阿凡达》，能给你多少刺激点，而看一个糟糕的片子能给你多少刺激点。这样的实验，为文化产业的生产提供技术帮助。这也需要多学科的融合，除了新闻传播学，还需要计算机科学、心电、脑电、设计学等等。当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人就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记者:确实非常有意思。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高校突围还有哪几个方向?

　　吴飞:第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当前快速的社会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我们也在强化学生的社会实践。现在我们学生有一个实践基地，以及寒暑假两个短期实践。这些实践让学生走进社会基层，去做一些深入的社会调查。今年我们又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礼堂调查”，派学生去台州，让学生更接地气，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三，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提升学生深度思考的能力。这方面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我们给学生推荐阅读书目，还专门搞了自己的读书会，每个月深度地读一本书，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另外，还有学术午餐会，老师和学生一起吃午餐，一起谈谈书、谈谈学术……这些做法都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深度的思考。

　　记者:这几方面的突围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强调让学生走出象牙塔，更了解社会，这与部校共建所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吴飞:是的。现在中宣部推进“部校共建”计划，特别强调卓越记者到学校里面来，高校老师到新闻媒体去挂职，加强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勾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目前浙报集团总编辑李丹，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编辑施泉明已经来我们的课堂上讲过课了，反响非常好。

　　其实浙江大学也一直在这方面突围、尝试。我们之前有一个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每年会请五位记者在学校里呆三个月到半年左右，一个方面让记者有一个相对宽裕的时间来学习和思考;另外一个方面，这些记者也可以给学生做一些交流，做专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模拟媒体内部的谈版会、选题会，由一流的记者直接指导——这个选题到底行不行、从哪个角度着手比较好，完全是实战型的、加强与业界联系的。学院也办过卓越传媒人大讲堂，请了BBC、CNN、纽约时报的主播、编辑、记者，甚至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者来上课，在业界还是很有反响。

　　浙江媒体没有特别有影响力的新闻

　　记者:浙大新闻学子这几年在就业方面有什么变化?

　　吴飞:十年之前，我们的学生进媒体的很多，但是近十年来，进媒体的就很少了。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现在媒体不怎么招人，要招也是招熟练工，学生在这个方面相对处于弱势;第二个方面学生的选择也多元化了，现在每年毕业大概只有20%的学生会去媒体，有将近一半的学生会考研究生或者出国，剩下来的学生会去企业、考公务员等，真正去媒体的越来越少。

　　记者:浙江大学在服务本地媒体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吴飞:应该说我们学校与本地媒体的接触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地方性的媒体，像绍兴电视台、嘉兴日报、南湖晚报等，我们参与整个改版策划。又比如青年时报，从最早一份团委的报纸到今天，它的改变我们学院是全方位参与的。另外，浙江电视台的很多节目我们老师都参与策划，我自己则与浙江日报联系是最多的。

　　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与业界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记者:您对浙江传媒生态有什么评价?

　　吴飞:浙江媒体在新闻精细上面做得还不错，但是浙江媒体没有特别有影响力的新闻。这些年来，浙江媒体都试图从边缘突破。浙江电视台做娱乐、做财经，浙江日报做上市、做新媒体、做游戏，杭州日报做服务、做“19楼”。

　　当然，整个浙江的传媒产业视野开阔，用大传播的方式来建构文化产业，对提升浙江省的新闻出版业是有贡献的，是有引领效应的。包括我们一些地方性的媒体做得也很棒，比如说宁波日报，用爱来讲故事;温州日报，唱响爱的主题，《浙商》杂志也做得很有影响力。

　　这些媒体在对新媒体的思考上也不落后，不管是浙报还是杭报，高层对“云”、大计算、大数据都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当然，整体性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但确实，他们已经非常敏锐地探入到整个传媒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了，而且努力实践，尽管推进没有那么容易。

　　部校共建可以让师生更了解中国现实

　　记者:关于部校共建，浙大的师生了解多吗?

　　吴飞:老师了解比较多，学生了解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他们也知道一些，因为老师已经就这个问题做过好几次座谈和讲座了。前几天又举行了省委宣传部与我校共建的签约仪式。

　　我认为在尊重高校的学术自主的前提下，部校共建是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样一个课程，在国外，每个大学都会开设马克思的课程，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美学等等，他是社会科学奠基式的人物，都是很精髓的东西。但是现在国内对马克思的学习教条化了、模式化了，谁都在喊要学习马克思，但是马克思的原著却鲜有人看。试想，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原典?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全心全意去读读马恩的书，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部校共建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更了解中国的现实。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纯粹的像网上的那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么简单，也不是像五毛党说的那么不堪。我一直强调，任何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都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道路的设计其实没有那么大完全的冲突，为什么不可以形成一个共识慢慢去讨论、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去讨论?当然，我觉得现在政府的领导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比如说反腐、环境污染治理，这是当前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部校共建可以给学校带来什么?

　　吴飞: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让我们的学生接触相对高层的领导和业界人士。让他们更有效地去把握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提升他们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分析的能力。第二，培养他们用真正科学的观念来理解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让学生到新闻一线工作的时候，尽快地适应业界的工作需求。第三，强化学界、政界和业界的联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网络，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其未来的发展和个人修养的培养都是有帮助的。第四，有利于高校为政府和业界做服务。让我们的老师知道业界需求什么，我们的国家发展治理需求什么，我们的老师可以怎样贡献他们的智慧，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参加国家智库的建设。

　　记者:国外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吴飞:美国的新闻教育里面比较有特色的模型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密苏里模式。密苏里是一个城市的大学，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媒体都是这个大学办的，包括电视台、报纸、杂志等等。这种模式影响很大，这所大学的创办人就是媒体老板，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是干活的，培养出了一系列拿奖的人，学校在业界影响非常大。学校教育完全与业界融合在一起，业界有什么动向，它就有什么新的课程。这种模式在国内很难模仿。

　　第二种是新闻教育模式，类似于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他们几乎不培养本科生，只培养研究生。这样的学校觉得新闻培养匠人意义不大，要培养有理想的新闻人。培养出来的好多人都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他们的文章写得更深、表现能力更强、能够看得更多，也更有影响力。

　　第三种类型比较偏学术，比如南加州、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大学，与业界联系不是那么多，更强调的是传播学层面的，比如说传播和政治的关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新媒体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是他们所关心的内容。

　　中国的新闻教育最早的启蒙是芝加哥大学和密苏里新闻学院，芝加哥大学强调的是社区的调查。我们最早的新闻人葛公振、邵飘萍都是受密苏里新闻学院影响的，他们中好多人都曾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进修。

　　早期的英国新闻教育是没有本科教育的，只有短期的一年制的研究生，他们认为就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大学里面就只做职业培训。但是他们现在也搞本科教育，比如说威斯敏斯特，就是做纯粹的职业培训，在中国影响力很大，但是在英国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现在国王大学、英国伦敦政经，都开始一些硕士教育，但比较倾向于学术层面，本科教育仍然不多。

　　这些模式都与中国的不一样，都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