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共同体

回到共同体

2017年02月03日 15:52:56 浏览量: 来源:浙江党建网 作者:梁枢

　　一

　　201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讲到同一个概念:命运共同体。随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在成为时代强音。

　　共同体概念有如下方法论意义。

　　方法论意义之一:共同体概念帮助我们厘清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这个“根”不是别的，就是为几千年历史文化所塑造的孝共同体。世代中国人的“魂”，也就是价值观，究其根本，始终都是对这同一个根的尊重、维护和发扬。

　　方法论意义之二:共同体的意识和方法引导我们从以往的儒学研究侧重于修己安人，侧重于主体与实践，侧重于价值与意义的阐发，而进一步深入到客体、结构与时代。

　　方法论意义之三:帮助我们把古今两个共同体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之义正在于“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概念帮助我们把古今打通，把当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在科学总结古代命运共同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建立在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把中国梦建立在灿烂的古代文化基础之上。

　　方法论意义之四:共同体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划定了一条底线。中国文化是有结构的。尊尊与亲亲于历史长时段中相互支撑，被周人作为治国秘笈——国策，与分封、宗法、德礼反复“套嵌”，遂成为宗族共同体乃至中国文化的基础结构。有结构的中国文化是有底线的，不能“乱搭”。

　　方法论意义之五:共同体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基本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文化基础。

　　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分析，我想强调，对于当前的国学研究，共同体是一种可能的学术视角。

　　二

　　共同体概念成为时代强音，这个事实启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正在经历着至少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向。

　　先来看历史。若以孝共同体为座标，至少自五四以来，离开这个共同体，也就是从我们的家向外走出去，是一个基本的态势与走向。

　　五四倡导新文化。新文化所冲击和批判的是旧文化。旧文化的主体是三纲。三纲中两纲是家纲，另外一纲“君为臣纲”是移孝作忠的结果，也就是对家纲的一种扩展或放大。在这个逻辑架构中，传统家庭是旧文化的大本营，策源地。所谓从家向外走，意味着从封建专制对于人性的全面束缚、压制中摆脱出来。

　　直到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态度仍然是否定的。很多学者在对儒学、传统文化等问题进行学术思考时，也有意无意地排斥或拒绝“共同体”在场。对于他们，传统家庭是一种文化之痛。

　　概言之，来自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是“向外走”这一态势与走向所由产生的第一个驱动力。

　　在中国人的共同体的对面，还存在着一种破坏和否定的力量，构成了促使中国人向外走的第二个驱动力。很多时候，它匿身于第一种驱动力的背后，让人看不到，摸不着，分不清。但，其力量和破坏性要大得多。

　　这就是资本。

　　资本一手制造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说教，而是面向人们感官打开的一种“活法”，一个事实，一种关系，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令人清晰地感觉到的巨变。

　　这两种驱动力造成了五四以来中国人向外走的基本态势。而20世纪驱动人们“向外走”的两种力量，比历史上任何一种驱动力都要大得多。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化背景下提出的，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它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单子世界。共同体的建设要通过“顶层设计”，用共同体价值将资本从一种反对和摧毁共同体的力量，变成保护和发展共同体的力量。

　　共同体是我们的精神安顿之所。是中国人寄托幸福感、归宿感的地方。是魂之所系的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出门打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高速铁路的修建，是让人们更快地“向外走”，但更是为了让人们回家的步伐变得更快捷。我们的“活法”可以是资本给定的，但我们的文化价值立场，却始终扎根于共同体。

　　共同体概念成为时代强音:我们正在从“向外走”的态势中转身，我们正在回家，我们正在回到共同体。

　　三

　　命运共同体概念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把命运共同体从传统文化纷繁的概念用语中“拎出”，使之成为时代焦点和抓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命脉的眼光。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共同体之路，最大的优势则正来自于我们的制度。

　　从古今制度比较的视野观之，在君主集权制度下，世代真儒所倡导的“常道”与“正德”，始终受到“制度性”的限制与束缚，而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究其根源，盖因“一姓与万姓”的矛盾，也就是黄宗羲所言，“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从整个古代“家天下”的历史来看，这种制度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一姓”之皇权背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最终走到“万姓”的对立面。

　　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乃“万姓”社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当代的弘扬，提供了无限宽广的空间。社会主义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我们所要作的，就是把这种优势讲清楚，并在实践中把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从根本上保证21世纪共同体建设大业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