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和当代意义

论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和当代意义

2016年12月17日 10:15:27 浏览量: 来源: 作者:吴光

阳明学的定位与理论结构

　　所谓“阳明心学“，就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明德亲民”为治道根本的“良知心学”。

　　阳明良知心学是合道德、伦理、政治为一体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结构分为四大部分：一是以“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为核心命题的“良知”本体论；二是以“致良知”为主旨的修养方法论，强调“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三是以“知行合一”为特色的实践工夫论，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四是以“明德亲民”为治道之体用的民本政治观，强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亲民”宗旨。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那么，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王阳明诗云：“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精神，这集中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儒学实践中。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但他力主折衷朱陆，并主张会通佛老。他也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试论王阳明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探讨了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如龚鹏程教授）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道家的影响（见龚著《晚明思潮》）。我觉得言之有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大力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这指明了“知行关系”中，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黄宗羲解释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所以，我们也可把王阳明的“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强调的是“力行实践”。

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阳明学的当代意义，我们可以从其根本精神加以体会。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王阳明致良知的当代意义，重新加以解说。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其实当前社会发展更重要的生态问题是要重视人文素质的提高。我们要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我们要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提倡“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尤其是当今人欲横流、良知被障蔽的社会现状下，作为弘道之士，更有责任去彰显人人自具的良知，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以求澄清吏治，净化风俗。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在后启蒙时代，需要强调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需要高扬人民的主体作用。毫无疑问，从王阳明到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民主仁政的政治改革与治理模式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还在当代儒学创新问题上提出了“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用论，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孔孟的仁学仁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明德亲民”、黄宗羲的“行良知”和“民主君客”思想继承而来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我们中国人不要在全球化潮流中迷失方向，而应在顺应世界潮流时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所以，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毫无“敬畏”意识，“知”与“行”完全脱节，其结果是失去民众信任，怨声载道，最终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和“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民主廉政意识与道德人文素质。

　　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