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再推重磅：浙江探路全面深改

《瞭望》周刊再推重磅：浙江探路全面深改

2017年12月03日 11:03:46 来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作者: 何玲玲 胡作华

　　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创造了众多响当当的“经济品牌”；“两山理论”、美丽乡村、“平安浙江”，进入新世纪，这里成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一个萌发地——从最初侧重于经济发展，到转向追求“五位一体”、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不断探索。

　　催生这一嬗变的主要动力，源自深化改革。2003年5月26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改革要从打破传统体制障碍的局部突破，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近十多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改革事业，为新时代如何抓改革协同探路。

　　“两山理论”背后的协同制度创新

　　浩浩钱塘，源头开化。与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激烈景象相比，地处浙西山区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格外宁静、安然。

　　初冬时节，沿着205国道往开化大山里走，沿途皆是郁郁葱葱的连片山林，满目的深绿丛中，间杂有一些红色的枫树、金黄色的银杏散落其间，山脚下是开化境内最大的河流马金溪，流水潺潺，生机盎然。在开化县音坑乡姚家村，远看有一片矗着高大烟囱的砖瓦厂房，似乎与周边景色不太协调，走近一问村民都笑了，原来砖瓦厂三年前就已停业改建成窑洞特色民宿了。

　　“省里对开化的定位是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保护好这一方山水，就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说。根据今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公布的《开化县空间规划（2016-2030年）》，这个县将进一步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把生态空间由原来的50.8%提高到80.3%，城镇发展空间将限定为2.34%，实现把该保护的区域全部保护起来。

　　为了让山里的叶子能变成票子、让山区群众的“面子”变“里子”，2005年底，就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之后，浙江省便探索建立了以林、水、气等生态环境质量基本要素为分配依据的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次年初开始在钱塘江源头地区的开化等10个市县试行。2008年起，浙江省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省8大水系源头地区的45个市县，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全面实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

　　2014年，浙江开始在开化县、淳安县制定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试点方案，试点地不考核GDP、不考核工业，并在原有转移支付的基础上推行生态环境财政奖惩制度。

　　以开化为例，省财政对当地每年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按每吨3000元收缴，对其出境水质按Ⅰ类、Ⅱ类占比给予不同奖励，按Ⅲ类、Ⅳ类、Ⅴ类占比进行不同程度的倒扣，同时对其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也实行相应奖励或处罚制度。2016年，开化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74亿元中，转移支付收入安排支出占到26.57亿元，其中社保类、卫生类支出的转移支付比例分别达到86.59%、95.21%。

　　“说得直白一点，绿水青山可以直接换钱，像开化、淳安这些地方，可以不搞工业，只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每年就可以从省财政拿二三十亿元来保障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沈建明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说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因为其中蕴含有一系列科学、严密的协同制度创新。

　　沈建明说，2003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会议出台的“八八战略”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统筹兼顾，从原先侧重强调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科学发展；一个是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抓实实在在的、有针对性的工作。当年，浙江省制定并实施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要求以创建生态省为目标，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下山脱贫与帮扶致富、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工作。

　　“我们就是从最短的那块短板突破，然后补齐各领域的短板，晚补不如早补，最短的就是生态。”沈建明说。

　　位于杭州主城区上游的杭州市富阳区块状经济发达，原有1000多家大小造纸企业。近年来，当地按综合发展型、工业主导型、生态保护型对乡镇进行分类考核，逐步加大造纸企业退出力度，目前已压缩至100余家。“如今水、气等环境指标大幅改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气势完全上来了。”区委书记朱党其说，“我们要遵循‘八八战略’的思路，扬长补短，用三年时间彻底解决造纸业整体转型问题。”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徐宇宁说，由于绿水青山这类生态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收益外溢、成本外化，容易出现“谁保护、谁吃亏”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为此，浙江在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了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收费制度，对各地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按标准收取一定费用。今后，当“谁污染、谁交费”成为常态，大家自然就不会再拿破坏环境去挣钱了。

　　“整体推进”破解“城乡二元鸿沟”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起源于浙江，而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脱胎于2003年6月启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是全省首批建设的1000个示范村之一。

　　66岁的下姜村老支部书记姜云祥，仍记得2003年4月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走访下姜村的情景。“他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解决集体经济这个瓶颈，要朝着村美、户富、班子强的目标发展。”姜云祥说，依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危旧房改造和科技特派员帮扶政策，全村226户村民有90%以上扒掉土墙房建起了三层砖瓦房，开发茶园、中药材和设施农业近1000亩，村头的露天厕所也不见了，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淳安县委书记黄海峰说，下姜村从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型实践，包含三个层面的探索，首先是把农村搞干净，基础设施要跟上去，其次是加大农业的科技推动，向科技要农业产业效益，把生态产业发展起来，第三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从原来以一产为主到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原来单纯依靠种植业到观光旅游、民宿经济结合发展，这也是全县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缩影。

　　“统筹城乡发展，是浙江近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之一。”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曾担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长期研究“三农”问题，他说，本世纪初，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取得了较大成绩，农村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制度安排犹如一道“鸿沟”，严重制约着城乡一体化进程。

　　2004年开始，浙江省着手制定全国第一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思路明确为一系列“整体推进”，即整体推进城乡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整体推进城乡就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整体推进城乡规划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整体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

　　“城乡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顾益康说，“浙江注重改革的城乡配套问题，只有整体协调推进,才能在改革中逐步缩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05年1月，《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发布实施，正式开启了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的进程。随后，农民免费健康体检制度、普及城乡15年基础教育、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等创新性举措，接连在这个省出台并向纵深推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以实施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三大工程为载体，浙江积极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

　　为加快构建配置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2008年浙江省发布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提出了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城乡供水供电公交一体化等14项基本目标。到2015年底，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90.7%，居全国第一。2017年浙江印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把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扩充到了八大领域的114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通过15年的连续接力、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这个省2.7万个村已实现村庄整治全覆盖，每个村都建了文化活动室，农民收入跃上2万元台阶，“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很多浙江人自豪地说，过去的15年，是农村面貌变化最大、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到实惠最多、农村精神文化最丰富的15年。

　　2017年11月20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请示》，强调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此前，浙江省城乡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德清县推出的“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股份权）到人、权随人走”，已成功地在省内推广，其重要特色就是，不管农民选择进城还是不进城，集体经济（宅基地）的收益权都跟着人走。

　　“两只手”的协奏曲

　　今年11月18日，由浙江义乌发车至西班牙马德里的义（乌）新（疆）欧（洲）货运班列迎来了三周岁“生日”。开通三年来，这条国内唯一由民营企业自主开发运营的中欧货运班列，创下了线路里程、满载率、全供应链服务等多个纪录。

　　义新欧运营方义乌市天盟实业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义新欧货运班列获得沿线国家认可度越来越高。到今年10月底，义新欧已开通义乌至马德里、义乌至捷克、义乌至伦敦等9条线路，覆盖34个亚欧国家，今年以来班列往返运行129次、进出口11252个标准集装箱，同比增长96.2%，其中返程发运42次、进口2888个标箱，同比增长了863%。

　　“义新欧货运班列进口量大幅增长，是浙江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地功能进一步强化的重要表现。”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说，从8000农民挑着“货郎担”行走全国、政府贷款57万元建起大棚式市场起步，到发展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最大日用商品市场，义乌市场的一路发展既是群众首创精神、吃苦耐劳的结晶，也是政府顺应民意、积极作为的结果。

　　市场活跃、民营企业在境内外市场长袖善舞，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优势所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地区之间的体制落差逐步缩小，加上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成长的烦恼”不期而至，这个省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2003年底，浙江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开始部署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浙江各级政府纷纷加大了自身改革力度，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具体市场活动中摆脱出来，改为在公共物品供应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更有效地在政策引导下促进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2006年11月，浙江省启动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四轮扩权强县试点改革，试点对象便是市场体系发达的义乌市。改革内容是，在不改变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使其基本上具备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在这过程中，“八八战略”提出的不断增强环境吸引力、提高要素集聚能力，继续有条不紊地在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推进。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提出了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浙江推出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浙江政务服务网）”系列配套行政改革举措，取消和下放了13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边界。2016年底，这个省进而把“最多跑一次”确立为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

　　“‘最多跑一次’要从老百姓最渴望解决、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求突破。”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提出，浙江要努力在提供最优制度供给上胜人一筹，在营造最佳营商环境上先人一拍，在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上快人一步，要高质量完成中央交给浙江的各项改革试点任务，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当行政管理方式从原先的相对粗放、冗员繁杂转向更加精细、高效和人性化，原本粗放式外延式的传统产业结构也同步加快了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转型的进程。

　　“浙江的思路就是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沈建明说，这些年来，随着简政放权、生态优化的深入普及，浙江成为了人才、技术、机制等高端创新要素集聚的洼地，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支撑了全省经济的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信息经济核心产业收入达10072亿元，同比增长22.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7.1%，成为引领全省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新动能。

　　从老百姓需求导向出发抓改革协同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省委常委会赴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始终高举改革创新这面大旗，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立场，要守牢为官做人底线。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2005年习近平同志概括的“红船精神”的三大内涵之一，也是这些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奉行的执政宗旨。早在2004年，浙江省委就率先建立了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要求每年必须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说，这些实事包括出台实施统筹城乡就业、全面推进社会保险等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企业最低工资等标准,做好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13年来，民生实事件件落地。

　　根据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稳定是硬任务，抓稳定保平安也是政绩”等安民思想，浙江省在2004年启动了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协同治理补强社会“自治之手”，守牢社会平安底线，确保社会安定有序，近几年来全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都在95.9%以上。

　　“抓改革协同的核心，就是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顾益康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一直强调，改革要从老百姓需求导向出发，做到老百姓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从严治党、锻造“铁军”，是浙江近十多年来的不懈追求。2004年，浙江省纪委制定了“效能建设四条禁令”——严禁擅离岗位、擅离职守；严禁网上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严禁中餐饮酒；严禁在办事、办证中接受当事人宴请和礼品礼金。之后，这个省又出台了进一步规范机关行为的系列举措，强化监督机制，严格考核奖惩。

　　2005年是浙江机关效能建设转入规范化、制度化的第一年。这个省修订出台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强全省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在全国第一个制定《浙江省党内监督十项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率先着手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同时，强调省委常委带头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带头加强作风建设，出台了《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的若干规定》。

　　“当时,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了十项规定，在建立完善联系点制度、精简会议文件、改进新闻报道、简化接待减少应酬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建超说，这些规定精神与党的十八大后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年来，浙江各级党政部门严格落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要求，党风政风持续好转。2016年10月，浙江省被中央确定为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三个省市之一。到2017年4月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产生。省纪委、监委相继出台了24项制度、45类法律文书和79个业务工作模板，基本建成一套规范有效、可复制可推广的“监言监语”制度框架。今年1至9月，全省处置问题线索数同比上升79.2%，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1名。

　　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浙江省委提出要统筹推进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建设，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车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围绕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法治、文化、平安、党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思考和探索，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时代使命，坚决扛起历史责任，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实践的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责任编辑：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