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连载⑤: 肆 农家乐,乐坏了春林和春花(上)

2017年10月17日 10:14:33 来源: 旗书网 作者: 何建明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山,那水》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献礼书,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精心组织,推动创作下;安吉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下,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创作,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从10月11日起,浙江党建网将推出《那山那水》连载精选,以飨读者。

  肆

  农家乐,乐坏了春林和春花

  农家乐里的婚礼 潘学康 摄

  在今天的余村,每天最热闹的事,莫过于接待从四面八方过来享受农家乐的客人。

  以为农家乐是专门接待城里人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我发现余村和安吉许多农家乐的客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城里人,他们其实也来自农村。比如那天我就碰到一群来自我们老家苏州地区的农民,因为是老乡,其乡音一下子就能听出来。一问这些到余村的老乡,才知道他们也是慕名而来。

  “安吉这儿有山有水,风景比我们家那边还要好。再说,这里玩一天、吃一天再住一天,花不了几百块钱,这样的好事勿能让它逃走了吧!嘻嘻……”几个昆山婶娘跟我有说有笑道。

  中国的农家乐在今天的世界也是一大奇观,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使如此巨大体量的中国农民过上好日子的一种重要途径。

  到底谁最早开的农家乐,现在说法不一,但可以查到证据的应该算是成都郫县农科村的徐纪元。成都人告诉我,徐纪元的徐家大院农家乐开设于1986年,去年他们那儿举行了隆重的农家乐开业三十周年纪念会。从这个时间来看,成都郫县徐纪元的农家乐应是中国农家乐的首创者。

  但这个说法非议不小。听说徐纪元的农家乐是1986年才开张的,马上就有温州人站出来说,他们那儿的农家乐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那时城里开厂的人特别多,一到晚上或者星期天,就几个人甚至一个厂里的几十个人一起合伙到郊区的农民家吃饭开伙,慢慢地,这些吃饭开伙就固定在了张三李四家里,这张三李四家不就是农家乐吗!“我们有时在那里打牌、搓麻将、唱卡拉OK,难道这还不算农家乐?”温州人说的也有道理。

  上海人一听不买账了,说你不就是七几年、八几年嘛!我们那儿的农家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了。有人不相信上海人这话。上海人马上反驳说,这有什么假,不信可以到我们的西郊公园一带看看嘛!动物园周边农民开的小吃店、小饭店多得很,那不是农家乐?50年代,我们城里人组织郊游,就经常到周边的农村去,午饭时间一到,没地方去,就跟农民老乡商量,请他们给我们做农家菜。因为吃得开心,于是隔一段时间就又去了。后来工会组织去了,再后来团委也组织去了,老干部又组织去了,一来两回,这些农民家就成了热热闹闹的农家乐啦!

  嗨,你还真说不清哪里的农家乐是最早办的呢!不过,我基本相信:在中国,真正可以称之为农家乐的,根本不是今天的事,甚至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老孔”那个时候,带的徒弟多,教学中累了,就领着弟子农

  “郊游”,饿了就在农家摆下酒桌吃上三杯,来个“不亦乐乎”,这难道不是农家乐吗!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从宋代的城市化开始后,其实就已经有了农家乐,只是没有人给它一个正式的命名。现代意义上的农家乐是农民们利用自家的房子和菜地及周边的自然风光,给城里人开设的休闲旅游的地方,是一种成本很低,却能给客人带来吃住放松的自由乡间休闲形式,俗称农家乐。如果再加一个营业执照来确定它正式或非正式的话,成都徐纪元的徐家大院的确应是第一家。

  但外国人认为,农家乐的发明专利并非属于中国,应当是西班牙。有报道记载,西班牙在1965年曾经风靡一时的乡村游,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家乐,即一种世界首创的旅游新形式。这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欧洲老牌发达国家比我们中国要早得多。尤其像西班牙这样既是发达国家,又是旅游大国,吃喝玩乐的形式肯定比较成熟和先进,他们的花样也多,乡村游自然也兴旺。但当代中国人让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老牌发达国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与敬佩的是,我们只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才拥有的现代化水平与生活方式。中国式农家乐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近平“两山”重要思想指引下,余村在走向富裕道路的过程中,农家乐毫无疑问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全村共有三十几户村民开设农家乐,规模各不相同,可它却是余村村民创收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任书记潘文革这样说。

  那天,到一户农家乐吃饭后,我提出去见见当年向习近平作过汇报的老支书鲍新民。

  开始以为鲍家有可能比其他农家乐开得都红火,可走进鲍家,才发现并非如此。

  鲍新民家的院子不算小,干干净净,堪称卫生环境样板,但冷清得很,没有一个外人,院子里空荡荡的。这时鲍新民从屋里走出来与我握手。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为什么你不开农家乐?你这院子也不小呀!

  已经退休在家的鲍新民,脸上有些尴尬地微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开农家乐的,也得有能力。”

  “你是余村最大的官,当过一届村委会主任、两届支书,余村什么事你都干了,不能干农家乐?”我有些不信。

  鲍新民端过茶杯给我,慢声细语地说出实情:“我家地段不太好,靠后,一般客人不易到这边来。做生意,要讲客观条件,开农家乐也是如此。”

  这位不善言辞的余村老领导说话特别实在,但话中有真意。

  “习书记那年来余村时,我代表村里作汇报。”鲍新民又一次向我介绍了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来余村时的情景。“习书记特别亲民、亲切,其实那天他是来我们村调研法治民主工作的,后来我汇报到村里关掉了污染环境的几个厂时,他就问我以前你们村里收入有多少。我回答后,他问我为什么要关掉。我说污染太严重,我们的厂都在风口的上游,影响百姓生活,山水也全都污染了,不长毛竹和树了。他听了说,你们关了矿,关了水泥厂,等于关了金山银山来恢复绿水青山,这很好。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山,绿水青水就是金山银山!他又问我,你们关了矿厂,村里和农民的收入怎么办?我说开农家乐、搞副业,比如相对污染少些的毛竹加工。习书记听后连连点头,说你们这样下去很好,这条路要走下去……”

  “之后我们就是按照习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一直走到现在。”

  四通八达的公路 李进 摄

  “矿关掉、水泥厂也不开后,村里的收入确实成了问题。如何让百姓过上比开矿、办水泥厂时更富裕的生活,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得真干实干,有真金白银,老百姓才相信我们这些干部嘛!”鲍新民说,那天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还动情地向他和其他村干部讲到了余村和安吉这样的地方,要特别注意把发展的思路打开,说到了“两小时经济圈”。

  “习书记当时给我们描绘了很具体、很形象的创富道路。他说,你们这儿离杭州、上海、苏州等城市,也才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距离,这个距离很适合城里人周末旅游。如果你们把环境搞好了,山美了,水美了,就能吸引城里人来,这样山区农民就有钱赚了。他说这叫逆城市发展道路。他的这些话我印象最深刻,一直牢牢记在心上。后来余村一步步发展,就是沿着习书记指引的路走过来的,从没走过样。”鲍新民家现在在村里不属于富裕户,但他欣慰自己当干部20年中的后几年里,靠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带领村民们走了一条造福余村百年的金光大道。

  “开矿、办水泥厂时,我们余村虽然也是全县富裕村,大家的收入看上去不低,日子过得也还不错,但百姓其实很苦,劳动辛苦不用说,因为污染严重,生病的人也多了。而一生病,花钱就像流水,这么算下来,根本富不到哪里去。看看现在,大家是真富,干活不累,赚的钱是以前的几倍。我是2011年离开村干部岗位的,那个时候,村集体就在镇银行里存了一千多万元,真金白银哪!通过理财,每年都可以给村里拿回几十万、百来万元额外收入……现在还是这样。当然,现在村里比那时收入还要大些,关键是农民比以前收入更多了书。看着余村的今天,觉得我们没有辜负习总书记当年的殷切希望。”

  “看上去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和财富比村里多数村民尤其是那些开农家乐的要少很多,你内心平衡吗?”我认真提了一个问题。

  鲍新民沉默了片刻,再次抬头时,脸上绽开了笑容,说:“我心里是真的高兴。这话别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假,但对我们余村干部来说,今天能够看到村里有人开农家乐,一天赚的钱比我们一个月、一年的收入还要高时,真的非常高兴。什么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想这就是!”老支书话锋一转,道:“想想当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天天盯在矿上,亲自背着炸药开山破石,不就是想让百姓富裕吗?但没有成功,也破坏了山水。听了习书记的话后,走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正确的道路,看着村民实实在在富了起来,这难道不是我们当初想实现的奋斗目标吗?作为一名当了二十余年村干部的老党员,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自然高兴!说实话,我比谁都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来所追求的梦想和理想!你一定要问我内心的想法,我也告诉你,在大家富裕的同时,村干部不是不可以富,但我们必须先让大家富了,才可以想自己的日子!比如开农家乐,开始我们是村里组织、招揽客源的,而且要求村干部带头办农家乐,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村里关掉矿、搬掉水泥厂后,不知道能不能落实好习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思路,所以要求干部试着先办农家乐,给村民当示范。当时除我之外,有好几个村干部都带头办了农家乐,这是我们鼓励的。我没有办,是因为我家地段确实不好,偏。现在我虽然不能与村里的富裕户相比,但日子还是蛮好的,看着余村发展走上了阳光道,比什么都开心哪……”

  看着鲍新民的笑容和开朗的心情,我对这位老支书更加敬重。

  从老支书家出来,到了村头的张文学家。开始一听这名字,以为一定是个“文艺范”的“文学男”。见了才知,原来余村的张文学是位年已半百的农妇。不过,张文学虽说年过半百,看上去却一点儿不像印象中的农家妇女,清秀端庄。我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余村的“村花”。

  “我一直是村里的妇女队长,从2002年到2010年,当了九年。”张文学说,她是1982年从山那边十几里路外的另一个乡嫁到余村的。老家六个兄弟姐妹,名字里都有一个“文”字。

  张文学从小生活在一个多子女的农民家庭,养成了勤快、俭朴和孝敬老人的品质。她说村里是在习近平书记来后的当年就开始提倡大伙儿办农家乐的。“那时要求干部带头,我是妇女队长,办农家乐理所当然我得先带头。我就跟男人和公婆商量,家里人支持我,我就在我们家腾出四个房间做了农家乐客房。当时一天连吃带住收25块到30块,没有想多赚钱,只是想把农家乐办起来。我是村里的农家乐协会会长,其实就是村里派我协商和组织这块工作。女人嘛,做这事好像方便些。哪知道开农家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比如来了客人住谁家、吃什么、怎么收钱,等等,总之,烦心的事情有时一天有几十个。客人少了,村民就问我买的生肉怎么办。客人多了,被子不够又急死人。这些事马虎不得呀,尤其当客人等在那个地方时,我就只好赶紧把家里的被子给人家送去,把自家的冰箱腾出来用。唉,那头一年,我是比阿庆嫂还阿庆嫂啊!太阳没有出山头就要挣钱,一直忙到半夜还可能有人找上门来催你解决这事那事。再后来,村里的农家乐越办越多了,管理和协调的活也跟着多起来,我就把自己家的农家乐停掉了,集中力量帮助那些已经办起来的和正要办的人家协调、找客源等等事情,直到全村的农家乐成了气候。后来我女儿长大了,结婚、生小孩,我就到她城里的家帮助带孩子去了,一直到现在……”

  “听说现在村里农家乐开得最火的春林山庄是你一手帮助主人潘春林夫妇办成功的?”我早已听说此事,便问。

  张文学笑笑,谦虚地说:“是人家努力干得好,我只是在开始时尽了村干部的一点责任。”

  “还有呢?”

  张文学摇摇头,“没有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看得出,这是个绝品的良家妇女。不仅人长得美,能干又善良,且孝心满满。村里人说,她婆婆的婆婆活到99岁高龄,去世前两年瘫痪在床,是张文学一把屎一把尿地帮助老人走完了人世最后的日子,张文学因此被镇里评为“孝敬之星”。

  “走,我们去看看春林山庄,今晚就在潘春林他家吃便饭……”村干部俞小平提议。

  在余村那条东西走向的“余村大道”上,“春林山庄”的招牌格外惹眼。更重要的是,“春林山庄”在余村有几个“第一”:第一批农家乐,也是全村现在最大的农家乐;第一个有自己旅行社的农家乐;第一个承包县里重要风景区的农家乐。

  到春林山庄是晚饭的时间。一进山庄,就见整个院落像在办喜事一般。“今天又是客满……”老板潘春林的妻子春花四十来岁模样,快人快语,一说话就是一串笑声,难怪她家的客人那么多、生意那么好!

  这样的农家乐还是头回见。院子大门好像不如鲍新民老书记家的大,不过,里面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三层楼,明显看得出是加大型的。除了厨房,一层全是吃饭的桌子,大大小小有一二十张。“今天院子里又摆了五六桌,没地方放了!”春花一边带我到楼上看房间,一边擦着额上的汗珠,脸上泛着幸福和快乐。

  “二楼、三楼都是客房。”春花打开一间内有一张大床的房间说:“这样的房间一般是给年轻的夫妇或恋爱中的情侣住的。”

  “什么价?”我问。

  “不是旺季每天180元。如果旺季和周日周末,要涨三五十元。”春花说着又推开一间“亲子房”—一个没有房门的小套间,一大一小两张床。

  “这样的房间是三百块一夜。”春花告诉我,这是“孝子间”。她解释,“有的儿女带着孤身的父亲或母亲来,我们就设了孝子间,就是让子女跟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住在有小门隔着的同一套房间里,这样便于子女照顾老人。”

  清朗干净的春林山庄

  “你想得真周到。”想不到余村的农家乐如此细致入微。

  “你再看看这间……”春花带我来到三层外的一个阁楼。那里面很特别,房间利用楼房的一个斜面,装饰成两间可以在夜间“望星星”“看月亮”的小木屋。

  “这小房间很有味道!”我一看立即喜欢上了。春花笑:“这两间最俏,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上……”

  “都是年轻情侣和新婚的小夫妻吧!”我猜就是。

  “对。他们都喜欢住这两个房间。”

  “价格呢?”

  “比普通房间每晚贵一百元吧!”

  我伸手指指春花,夸她:“你真会赚钱!”

  “物有所值嘛!”春花听后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爽朗地笑着回敬我一句:“如果大作家你来,我可能还要加价一百元……”

  “为什么?”我不明白。

  “这么优雅、浪漫的小木屋!你住在这儿灵感来了,书猛地一本又一本写出来,我不多收你一百块也对不起你挣那么多稿费呀!”

  “哈哈……好你个春花老板娘啊!”我一下子觉得潘春林能把农家乐办成全村最棒的,与家里有个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春花有直接关系。

  但后来与潘春林本人交流后,方知这位真正的老板其实是生意场上的“大鳄”!

  潘春林,“七零后”,初中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与村里其他青年差不多,到石矿上开拖拉机运石头挣钱。“干了两年,石矿关了,我就到水泥厂干活,也是搞运输。”潘春林是个标准的“浙江男”:个头一米七左右,瘦瘦的,但精明灵活,是那种一看就什么都会的人。跟妻子春花站在一起完全相反:春花嘻嘻哈哈,春林轻易不冒一句话,一旦冒出来,就是利剑或子弹,能听见“呼呼”的响声。这种男人做生意一定是个高手。

  “你叫春林,她叫春花,你们夫妻是不是一个村的?名字怎么像提前配对好似的呀!”这事令人好奇。

  “我们是天仙配!”春林颇为得意地说,“其实我们两家离得很远,她家在另外一个镇,但我们有缘分。23岁时我在水泥厂搞运输,那年冬天我到另一个镇办事,也就是春花她家那个镇,见过她一回。当时没太在意,但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又碰到了,这回是一见钟情,再没有分开过。事后春花问我,说第一次你见我为什么没提要跟我谈对象啊?我说因为我们余村的春花还没有开呢!春花就问,那现在你们余村的春花开了吗?我说开了呀!她又问为什么就开了呢?我说因为余村的春天到了嘛!春天到了春花就开了呗!”春林的嘴够甜够滑,大概也因此特别讨人喜欢,生意才做得红红火火。

  等身边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春林一下变得沉稳老成起来。“其实,我走到今天也不那么容易。”他说,“要想把绿的水、青的山真正变成金子银子,这中间不知要做多少工作和努力啊!我的春林山庄走过的路,可以说是余村践行习书记‘两山’重要思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春林只念过农村中学的初中课程,但二十多年的“社会大学”让他有了比普通农民更多的见识和文化,说起余村和自己在村里所走过的路,春林的言谈里有不少哲理。

  “我们余村在习书记来之前,虽然也把矿关了,水泥厂租给了别人,但要说真正从思想上自觉变到保护生态,通过生态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富裕自己,其实是经过了艰难的历程。”春林说,“2000年开始,水泥厂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是上面提出要环保,乡镇企业尤其像水泥厂等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都得关停并转。当时整个乡镇企业在衰退,我们余村的村办企业和转租出去的水泥厂也都面临日子一天比一天差的困境。这个时候,我们村由于过去开山挖矿比别的地方早、规模大,所以受污染影响也相对大,关停并转村办企业是自然而然的事,势在必行。但这中间有个过程,一方面村里的水泥厂仍在半死不活地维持着,因为那毕竟是我们赚钱的来源;同时村里也鼓励大家想办法走新的发展道路。说白了,大家得重新动脑筋想法子换一种活法,要不然就只能重新回到过苦日子的老路上去,这肯定没有人干。但咱们是山区农村,除了石头、水和少量的地外,什么都没有。石头不能换钱了,水被污染后还没有清,农田只够口粮的,你说活路在哪?在关矿关水泥厂,全村经济走下坡路那两三年时间里,全村人都非常彷徨,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现在大家知道了也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在当时,绿水青山在哪里?要让开山轰炮炸毁的山重新长出青绿、重新长出毛竹还不知道何年何月呢!再说,即使有了绿水青山,到底能不能变成钞票变成金子,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最初我和堂兄去镇上承包了一家饭店,但我们仍然在水泥厂工作,让家里的女人去打理饭店,其实就是试着看看能不能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后来发现,并不像我们坐在家里想象的那么好。”

  春林这对堂兄弟合伙承包饭店的日子并不长。到了2003年左右,经过两三年关矿停厂、休养生息,余村的百姓回头看看,发现三面环村的山林似乎在慢慢变绿,可是距离脱贫致富还差很远!是坚持走下去还是另寻其他来钱快的路,成了村干部们苦恼和难以抉择的大问题。

  “要说余村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和余村山水面貌的变化,确实是因为习书记当年留下的话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坚定了我们走生态致富之路的信心。”2005年之后,满山长起来的毛竹渐渐染绿了余村,山里流淌出来的溪水也逐日变得清粼粼……

  “甜了!水甜了!”乡亲们蹲在那条横穿村子的余村溪的两岸,捧着清纯甘甜的山泉,好不欢乐!

  “是这个味!就是这个味!跟我们小时候喝到的泉水一样甜!”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抿着流淌着泉水的嘴角,也这么说。

  “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还是头回见到原来我们余村的山水竟然这么美,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人工痕迹。余村三面环山,坐北朝南,正面通着五分钟车程的天荒坪镇,一条从山的深处湍流而下的溪河在村中穿越而过,滋润着余村的每家每户。我们的村庄和农田,正巧在溪流两岸,冬暖夏凉,宜居宜耕,绿树常青,鸟语花香。我们还有一处千年古刹;一个深藏在大山腹部的天然溶洞,里面奇景百态,妙趣横生;再加上余村最丰富的毛竹青山,你说美不美?”

  “有一次,我带一位在水泥厂工作时认识的外地朋友来我家玩,请他吃了一顿土菜,他竟然一连住了三天,说不愿意离开,想在余村过日子。当时我想,这朋友不会是酒喝多了没醒过来吧!但朋友却拍着我的肩膀说,春林啊春林,你们余村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在金山银山里不知发财致富呀!我问他这话怎讲?他说,现在我们城里人已经过烦了那种上班挤、下班挤,回家吃的是消毒自来水,每天在水泥钢筋的框子里和柏油马路上奔波,吃的又可能是喷过农药的粮食蔬菜的日子,单一、乏味……你们这儿多好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然的,连空气都是城里人拿钱买不到的宝贝呀!他说,你春林要是开个店,开个农家乐,我就每星期来一次,带着全家人,喊着朋友们一起来,吃住在你家,给你付钱,保证让你不出门就发财!”

  “不出门就发财,你说这样的梦谁没有做过?我就做过好几回。”春林笑着坦言。

  就在这个时候,余村村支部和村委会也正式开始向村民建议利用村里绿水青山的自然资源和美丽环境,开设农家乐,并承诺客源和服务方面由村里帮着做,赚了是大家自己的。

  “这样的好事谁不做就是傻呗!”春林说,“于是,我和堂兄停了在镇上承包的饭店,决意回到村里办自己的农家乐。”

  春林被自己家乡的美景吸引着,更被习近平书记指引的发展方向吸引着,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与所有的农家乐一样,春林的农家乐开设在自己家里,但因原有的房子并非旅店式建筑,一些房间的设计不能公用,于是春林比其他农民家走在了前头,不是采取在原有房间陈设的基础上换个床单、清洗一下马桶的方式,而是对老房子进行了翻修……

  “得多少钱?”父亲问他。

  春林估摸了一下,说:“二十来万吧!”

  父亲掐着手指一算:十六间房,来的客人按每天住满一半算,一年光景基本可以平账了。“那你就做吧!”父亲同意了春林的方案。

  毕竟是老房子,按规矩还是上一代人说了算,春林也是这么做的。但令他意外的是,最后装修完十六间房间,工钱和材料两块加起来共六十余万元!

  “负债了!我一下感到压力特别大。原来计划二十来万元是根据自己与老婆的积蓄来的,现在口袋全空了不说,还欠债三四十万元,这等于是逼上了梁山!”春林跟春花苦闷了好一阵子。

  开张吧,得起个名!春林道。

  春花说:吉利点,不然生意不好,我们欠的账得还到何年何月?

  是啊,可起什么名字吉利呢?春林肚子里没几滴墨水,轮到这种事就着急,于是赶紧从孩子书包里拿出一本新华字典翻啊翻……春花一把抢过字典,说,咱余村到处是好景好风光,你翻什么书!

  春林心想,也是。余村好山好水,我们抢个好名用用!他走到自己的阳台,推开窗子,向外看去,立即被村口的两棵老银杏树吸引住了—就用它了!

  想到啦?什么呀?春花因男人的灵感激动起来,连问。

  你看:那银杏多茂盛啊!它是我们的村树,而且长寿高照,福禄满满!

  就它了!啊—我们要发财啦!春花高兴得跳了起来,搂住丈夫,在他脸上连“啃”了好几口。

  “银杏山庄”,名字不错,但它已经被人注册走了,你得改名。工商局的人告诉春林。

  有点难受。春林的农家乐出师就不利。好名字注册不上,只得临时改名。改什么呢?

  春林脑子里的那点“墨水”被晒干了!“干脆,就用我名字吧!”春林说。

  春花把脸一偏,朝天眺望,说:对,就用“春林”吧!如果再不行,就用我的名字,“春花”……

  春林笑:得啦,用女人的名字赚不了钱!

  去你的!春花嘴一噘,背过身子走了。

  后来,春林山庄被注册下来。开张那天,余村像过节一样热闹。春林与春花在村里人缘好,他俩也会做人,第一天请的客人全是村里的,大家吃了个痛快。这叫“开张宴”,求的不是赚钱,而是人气!

  果不其然,春林山庄从开张第一天起,生意就一天比一天红火。除了春林春花两人里外搭配得好,还因为春林的脑子灵活。别人找客人,靠村干部到风景区跟导游讲价钱、给好处后才好不容易拉回一拨人来,春林不一样。他先把余村的好山好水拍成照片,再配上几句文学词汇,什么“美不胜收”“流连忘返”“坠入云海”“如梦如醉”“人间天堂”“绝对自然”云云,再通过网络一传播,客人竟纷至沓来,都要到余村找春林山庄……

  春林这家伙行啊!连村里的干部都觉得春林这一招既省力效果又好,且着实好好地宣传了一通余村,于是就请县里、市里的记者对春林山庄做了专题报道,从此春林山庄的美誉传遍了安吉,传出了浙江。

  “这就已经非常了不得啦!”春林的“经济学”非常有一套:“作为一个乡村农家乐,你如果能吸引一百个左右的固定客人,你就基本有饭吃了;如果你有三百个客人,你就是小康致富了;如果你的固定客人超过五百个,那你就是富翁了……”

  “说说你现在的固定客人有多少?”我不能放过机会,于是追问春林。

  他笑而不答。

  我问心直口快的春花。春花拍拍围裙,两眼望着天花板,费了好大劲挤出一个数字:好的时候,一天赚一两万元吧!

  一年365天,算一半时间生意是“好的时候”,一年下来就是三五百万呀!富翁!春林是富翁了!他夫妻俩开农家乐已经十几年了嘛。

  “哪止这个数!她春花是保守说法!”村干部立即让我别信她说的。我笑,反正春林一家开农家乐是发大了!

  “这一点不假,我肯定发了!”春林不否定,说他现在平均一年有二百天左右的时间是客满的。“爆满的时候,一天接待二三百人,吃住游玩都在我这儿,平均每人一天消费在二百元左右……”春林说出了自己的盈利“底牌”。

  能在余村听到农民有这样的收入,自然让人从心底里感到当年习近平留下的那句话是何等的英明和精辟!

  “真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春林的话由衷而发。

  有一件事潘春林说得格局小了些。余村和安吉能够在新世纪初开始出现节节攀高的客源,除了余村走绿水青山之路用生态、用绿色换回了一方孕育金山银山的自然风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后文中要提到的关于安吉是“黄浦江源”的说法确定之后样,上海与安吉之间有了一份特殊的“亲戚”关系,加之县里连续举办的“中国安吉—黄浦江源文化节”,文化节期间主打的“黄浦江源生态旅游”牌,使得喜欢到处游山玩水、“吃吃白相相”的上海客人疯一样地涌到他们的母亲河源头探访加旅游,于是“安吉山水甲天下”的美名在大上海传开了。

  这还了得?两千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加之“阿拉”上海人做什么事都喜欢讲价钱,听说安吉农家乐便宜又玩得开心,就纷纷涌往安吉,到余村和春林山庄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责任编辑: 徐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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