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水》连载②：壹 堪比小岗村的划时代意义
《那山，那水》连载②：壹 堪比小岗村的划时代意义
2017年10月12日 17:09:21 来源: 红旗出版社 作者: 何建明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山，那水》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献礼书，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精心组织，推动创作下；安吉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下，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创作，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从10月11日起，浙江党建网将推出《那山那水》连载精选，以飨读者。
壹
堪比小岗村的划时代意义
余村当年的水泥厂 余村村委会提供
人类的发展史上，总有一些形似不起眼的“小浪花”，却在酝酿着一场场波澜壮阔、翻江倒海的大潮，让人们无法忘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轰隆——”
随着几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又一个山头的一片岩石崩裂开来，大大小小的石块如巨浪般从半山腰倾泻而下。就在此刻，谁也不曾想到，一处并不在爆破眼上的岩石，竟然也随着轰响滚落而下。
“快躲开——！”一个工友见状不好，向几位躲藏在原本处于“安全”地带的工友叫喊起来，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那位没有来得及躲闪甚至根本就不会想到“飞石”会瞬间结束自己生命的年轻人，连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粉身碎骨、血流如注……
“死人啦——”
“矿山又死人啦——”
伴着阵阵弥漫的硝烟与呛鼻的尘埃，群山深谷间传出的急促而恐怖的呼喊，犹如丧钟敲醒了整个余村。惊恐万分的人们纷纷向矿山奔去。那慌乱的脚步声中，有女人痛心的哭泣声，有男人堵心的喘息声，还有老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突然，有人在一具血染石岩、肉烂成团的尸体前发出揪心的哀号：我的儿啊——！
那一刻，死者的母亲倒下了。
那一刻，死者的父亲跪在地上木呆了。
那一刻，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村支书，仿若傻了。
“怎么啦——”
“怎么啦——”
一声声悲怆绝望的吼问在山谷间回荡，震撼了天与地，以及小山村里每一个人的心……
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余村的某一天。这一天，在余村老一辈人的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事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大家讨论的焦点是：继续开矿还是马上关矿。
“人都死了，还不关啊？！”有人说。
“又不是头一回死人。关了就不死人了吗？我看照样会死人！”也有人说。
“矿都关了，怎么还会死人？”
“没钱了，还不饿死人吗？”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有人火了。
“不这样说怎么说？你轻飘飘一句话说关矿，可全村人吃什么、用什么？钱从哪里来？”
“那也不能用命去换！”
“不用命换还能用什么？就我们余村那一亩三分地？”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呀？怎么这样说话？”有人真的火了。
“我不是人你是人？不这么说，怎么说？”这边的人更火了。
“你！”愤怒的人站起来，捏紧了拳头。
“你敢！”另一个拳头捏得更紧。
“关！”
“开！”
“表决！”
面对争持不下的局面，村委会决定投票表决。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一半同意关，一半同意继续开。
……
不知是何原因，听到余村人回忆当年发展过程中的艰难一幕，我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出现了另一个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村庄—小岗村，以及近四十年前，小岗村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
那是1978年年末的一个夜晚。
按照农家人的习惯，新年即将来临，家家户户又将喜庆“过年”。但在安徽凤阳这个叫小岗村的村庄里，没有丝毫过年的喜色，反倒更显凄凉：女人和孩子，不是忙着换新衣、扎灯笼，而是抹着眼泪，告别亲人，再次踏上飘雪的乞讨之路……
2004年余村关停的冷水洞石矿 余村村委会提供
“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和孩子再受这份罪了！把队里的地分了！分到各家各户种！”
“对，也只有这条出路了！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一间极其破落的农舍内，几个村干部和农民代表聚集在一盏煤油灯下。他们慷慨激昂，用低沉的声音表达着各自的立场，最后以“歃血为盟”的形式，用朱红的手印，“画押”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农民宣言”。
秘密“画押”的“农民宣言”第二天就开始实施了。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份由几个农民搞出来的东西，却成为一个伟大国家、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变革的前奏。这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就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近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由这场变革带给整个世界新格局的今日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岗村农民“歃血为盟”之后不到一个月，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四个字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广播和人们的口头，并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口号。
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中国都在搞公社集体经济，分田单干是绝对的“红线”，是公认的资本主义，碰不得。然而小岗村人就这么做了！他们的那份“农民宣言”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GB54563号藏品，他们的故事也被写入了中共党史。
小岗村人说，小岗村能有今天，主要靠的是邓小平，是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了小岗村人一颗“定心丸”。在小岗村农民“歃血为盟”后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语气极其严肃而毫不含糊地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若干年后，小岗村村民们把邓小平的这句话镌刻在大理石上，高高地竖立在村头。
“小岗村事件”预示着邓小平指引的中国改革开放“纪元”的启航，它将中华民族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到浙北安吉县余村，正好是2017年的清明节。那天早晨，我站在村口，被一块巨石上镌刻的一行苍劲有力的红字所吸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村民们告诉我，这行鲜红如霞的大字，是习近平2005年 8月15日视察余村时讲的话。
十几年过去了，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留下的这句话，犹如一盏引路的明灯，照耀着余村人前行的道路，让这个山村以及山村所在的安吉大地，变成了“中国美丽乡村”和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奖称号的县。
何谓“美丽乡村”？何谓“最佳人居”？
——余村便是。
美，对人而言，自然是赏心悦目之感。你瞧那三面环山的远处，皆是翠竹绿林，如一道道秀丽壮美的屏障，将余村紧紧地呵护在自己的胸膛。从那忽隐忽现的悬崖与山的褶纹里流淌出的一条条清泉，似银带般织绕在绿林翠竹之间，显得格外醒目。你再看近处，是一棵棵散落在村庄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银杏树，它们有的已经千岁百寿，却依然新枝勃发、绿意盎然，犹如一个个忠诚的卫士，永远守护着小山村的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白昼；村庄的那条宽阔的主干道，干干净净，仿佛永远不会留下一片乱飞的纸屑和垃圾。路面平坦而柔性，走在其上，有种想舞的冲动；路的左侧是丰盈多彩的良田，茶园、菜地和花圃连成一片，那金黄色的油菜花，仿佛会将你拖入画中；簇生于民宅前后的新竹，前拥后挤，时刻撩拨客人前去与它们比个高低，那份惬意令人陶醉。村庄整洁美观，传统里透着几许时尚。每一条小巷，幽静而富有情趣，即使一辆辆小车驶过，也如优雅的少妇飘然而去，令你不禁注目。每条路边与各个农家庭院门口，总有些叫不出名的鲜艳的小花儿，站在那里向你招手致意，那份温馨与轻愉，会揉酥你的心，偷掉你的情……
人是余村最生动、最有内容也最感人的一景。你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在村庄里游荡，因为他们的身影或是藏在农家乐的阵阵笑声里，或是在“创意小楼”的电脑与网络间，或是在山间竹林的小路上。穿着靓丽衣服的孩子们，每天都像一队队刚出巢的小鸟，欢快的歌声与跳跃的身姿伴着他们走在上学与放学的时光里。老人是余村最常见的风景线：他们或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欢快地聊着过去的余村，或独自或成群地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无拘无束地表演着自己的拿手戏；那些闲不住、爱管事的长者，则佩戴着袖章，肩挎竹筐，像训练有素的城管人员，时刻防范着每一片垃圾的出现和每一个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他们的笑脸和一举一动，倘若你遇见，定会感到如沐春风、如浴阳光……
余村的美，既有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之美，更有新西兰霍比屯（Hobbiton）的那种大自然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美。来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想再走的感觉；走之后，你的神思里总仿佛有一幅“余村桃花源”的图册时不时地跳出来招惹你。
这，就是今天的余村。
而我知道，2005年3月之前的余村，其实不仅不美，且可能是全县最差的山村之一。说它差，不是因为贫困，而是环境的极度污染和生态的严重破坏。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我们靠山吃山，开矿挣钱，结果开山炸死人、石头压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活着的人，整天生活在天地迷漫的石灰与烟雾当中，出门要系毛巾，口罩根本不顶用。家里的窗门要几层，即使这样，一天还要扫地擦桌两三回……
余村人的话，让我想起了刚刚离开的大城市的那种使人无法喘息的雾霾天气。那确实不是人应该生活的环境，但我们现在有数百个城市的人们整年整月地生活在这样的天气里。这好比捧起金条、端着山珍海味的饭碗，却在集体慢性自杀。
思想上的雾霾不除，空气中的雾霾就不可能根除。
1993年时的余村矿山炮工
“活着就要像像样样做个人，死了也要吸口干干净净的空气，还我们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给子孙后代留个美丽的家园！”
2005年3月，新任村支书鲍新民和村委会主任胡加仁，从前任支书刘忠华一班人的手中接过“接力棒”后，就是怀着这样的强烈愿望，带着新班子全体成员，站在村南的那座名曰“青山”却没有一片绿叶的秃山前，以壮士断腕之气概，向村民们庄严宣布：从此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吃山”做法，调整发展模式，还小村绿水青山！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不容易。”那天访问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书记鲍新民时，他这样说。
现在60周岁的鲍新民，1992年被村委会推荐为村支部委员，2011年离开村干部岗位，调到余村所属的天荒坪镇“农整办”工作。在余村当了20年干部的他，其间曾做了一任支委、一届村长，两届村支书。这是个话语很少的实干型农村干部，却经历了余村两个不同的“富裕”年代。“现在我们余村是真富，是百姓心里舒畅和生活幸福美满的富。过去余村在安吉全县也是‘首富村’，可那时的‘富’不是真富，是血肉换来的心里痛的‘富’……”鲍新民说。
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俞万兴、陈其新等老一代村干部带领余村人没日没夜地扒竹林、种水稻，却并没有让村里人真正富裕过。后来听说太湖对岸的苏州乡镇企业搞得好，尤其是华西村在搞的“工业”，村干部们就开会商量，说广东、江苏包括浙江萧山在内的所有富裕的村庄，都走了一条亦工亦农的道路，我们余村是山区，交通没有别人方便，但余村历史上有过铜矿、银矿的开采历史，山里藏着宝贝疙瘩啊！
“要想富，就挖矿，我们也来试试如何？”
“行啊，只要能富，掘地翻山，怎么都行！”
从未富裕过的余村人，太渴望那些已经住上楼房、有电视看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生活了！于是，村干部带头丢下了锄头镰刀，上山开矿。
回想过去开山建窑的日子，鲍新民说：“我进村委会之前，村干部带领大家开山挖矿已经好多年。那时，我是石灰窑矿上的拖拉机手，就是把炸开的石头拉到窑上，再把烧成的石灰拖出山卖给客户……靠这样一点一滴地开山卖石灰，慢慢地，我们余村人有了钱，村干部出去开会也能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馋馋其他村的干部了。”说到这里，鲍新民笑了。
“我开始当村长的时候，赶上了全国都在风风火火搞经济、各行各业都在争取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候，在我们农村，谁能把集体经济搞上去就是好样的，先是‘十万元村’，再后来是‘百万元村’。到90年代中后期，像江苏、广东，包括我们浙江萧山等地方已经有‘千万元村’‘亿元村’了！那时，电视、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在高喊学习、赶超他们。”
余村人至今仍然怀念俞万兴、陈其新和后来的潘领元、赵万芳、陈长法、潘德贤、鲍新民等老一代村干部，因为在他们手上，余村村民第一次喝上了自来水，余村成了首批“电视村”“电话村”。
现任支书潘文革告诉我：“通过开矿、建水泥厂，老一代村干部领导的余村靠挖石头、卖石头，年收入很快达到了一二百万元。余村开始一次次被评为全镇、全县的‘首富村’，余村人也从那个年代开始，脸上有了光彩。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不断在外面获得这荣誉、那奖状；另一方面，百姓也对环境的破坏、矿山的伤亡事故怨声载道。尤其是村民惨死的场面、乡亲病逝的悲痛情景，太多、太痛地刺伤了大家的心。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村干部们开始反省，逐步提出了关矿、关厂的想法。但习惯了靠山吃山的余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找到新的赚钱之路？所以，停停关关、关一开一、开一停二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余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也一直在二百万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此时，安吉县委县政府力排众议，率先提出了“生态立县”的主张，余村的发展思路开始从单一的开山挖矿致富，被动地转向开发旅游资源、走绿色生态发展的路子。
时任县委书记戚才祥带领安吉县委，对过去的老典型余村的发展给予了建设生态村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专门请来专家为余村设计了一个结合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的《余村村庄规划》。2000年7月5日，县委还在余村召开了“首个生态型山区村庄”建设研讨会。“其实，当时戚才祥书记提出生态立县的口号时，他和县委压力都非常大，有领导就当面责问他：安吉GDP倒数第一，你提生态立县能当饭吃吗？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也想通过余村这个老典型，在生态立县、立乡、立村上有所突破……”安吉县和浙江省的多位老干部都曾这样说：其实生态立县、生态立省这条道路并没有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么平坦、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因为它关乎我们要从走了几十年的传统发展道路上，转到一条全新的发展思路上来。
中国，世界上人与自然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浙江的同志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了许多在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
浦阳江是浙江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自古以来，就有“歌水画田”之说，尤其是元代大文学家柳贯的一首《潮溪夜渔》，将浦阳江描绘得像位“梦中情人”一样，令人朝思暮想。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千村万户参与的水晶加工业，使得这条美丽的江河，渐渐变成了“墨水河”“牛奶河”。有位在江边长大、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上海教授，看到故乡的河变得如此不堪，一气之下，二十年不曾回过老家。在浦阳江边居住的七旬大妈王蓝英，不到三年，就眼睁睁地看着四位邻居相继罹患癌症去世。有一段时间，浦江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则令人心惊肉跳的传闻，说杭州半山的浙江省肿瘤医院病房里，尽是说浦江土话的病人……
“江河咽，人愁绝。浊污横溢随城堞。船无泽，山凋色，乱花明灭，一川烟积，泣，泣，泣！”一位当地诗人这样悲号。
王蓝英等数十名妇女，连续七年奔走呼吁，县里也曾组织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水晶治理整治行动，但却屡屡以失败告终。
原因并不太复杂，有厂家也有工商税务的阻力，自然更有政府部门的人拿地方的GDP指标和利税数据跟你说话，于是其他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
浦阳江的沉沦，在浙江并不是最触目惊心的。就在习近平同志巡察余村的前几个月，浙江另一个地方还闹出了一桩惊动中南海的大事，这就是有名的“东阳画水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东阳市农药厂在若干年前就在寻找新址要搬迁，后经市政府批准新址定在南郊画水镇的王村附近。由于那里是村镇密集地区，周边有好几万百姓，所以听说要在自己家门口建农药厂，民众就闹了起来。百姓与政府交涉几次无果后，政府方面通过强制手段，硬把事情压了下来。事过三年，已经投产的农药厂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块心病，但东阳市政府为了抓经济，增创利税，又打算在王村附近建工业园区，再建几个类似农药厂的生产基地。这下周边的村民不干了，纷纷聚集起来，在通往厂区的路中央搭设帐篷，整日整夜地守着，举着“我要生存，我要环保”“我们也有子孙后代”“还我们一片洁净的空间”等写着标语口号的横幅。东阳市政府见无法实施原计划，便多次派工作组前去劝说百姓，皆无果而归。如此“拉锯”数日后，市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在4月10日凌晨3时许，以“打击阻碍正常生产，拆除非法搭建物”之名，组织了两千多名公安、治安、城管、运管以及社区干部等，冒着蒙蒙细雨，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带领下，分乘五十多辆大客车、十多辆小车，来到王村，进行强制拆篷、疏散、整顿。熟睡中的老百姓一应四起，纷纷从附近赶来……顿时，石头、棍棒、锄头雨点一样，向前来拆除、驱赶的工作人员袭去，而另一方的催泪弹、警棍等也同时朝失去理智的人群抛来……“混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毁掉车辆数十辆。
事后，东阳的干部说：“画水事件”就是政府太想求GDP，而百姓不愿再走“有毒的致富之路”。
“老实说，世纪之交的那些年里，我们真不知该抬腿往哪条发展路上走。写报告，计成绩，离不开GDP。但到下面一走，看看小时候曾经碧绿清澈的河水，唉，怎么就成了‘墨水河’了呢……”嘉兴市的一位老领导感叹道。
“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引。”浙江社科界的专家这样说。
呵，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理解，在安吉，在浙江，要比其他地方早上几年！这是因为，他们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一位高瞻远瞩的省委书记。
人民始终记着：
——记着毛泽东帮助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
——记着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领着他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在争取小康生活的道路上奋进；
——记着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持续发展、生态致富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曾经说过，革命的领袖是在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诞生的。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们，就是这样在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这一重要思想。
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多次讲到，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更担起了一份特殊的历史重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贯穿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中，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生动地讲述了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
世纪之交的浙江大地，当时正发生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形态：一种是继续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它的“亮点”是可以在“百强县”“亿元乡”的名单上登榜，当然这些地方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也会更快些；另一种是寻找新的出路，将生态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些干部因为GDP上不去，很可能官位一直“原地踏步”。两种思路、两种作为，冲突很大，甚至在有的地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我的故乡苏州，与浙江的安吉仅一湖之隔，有些地方仅是一河之隔。我记得有一年回乡探亲，听说我们苏州的丝绸之乡盛泽与邻境的嘉兴某村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一直闹到北京。
事情是这样的：突然有一天早晨，盛泽人发现，他们那些丝绸企业排污的河道麻溪港被浙江方面的几十只装满黄沙的水泥船堵住了。河道堵了，意味着从盛泽那些丝绸厂排出的污水将倒灌到盛泽的河里、田地，甚至进入民房和工厂的车间。这还了得！
“他们不让我们办厂，我们就跟他们拼了！”盛泽方面的老板和农民们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拾起棍棒和铁器，向堵塞的河道处奔去。但盛泽方面的“战斗队伍”很快发现，浙江方面的人更多，他们早已在麻溪河道上严阵以待，且决意死战到底……
两个省界的一场数百人参与的群殴与械斗现场僵持了很久，直到江浙两地的公安人员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次血流成河的惨剧。
尽管在中央和江浙两省有关部门的调停之下，械斗群殴暂时得以平息，但盛泽人与麻溪港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盛泽人说：浙江人不想让我们办丝绸厂，就是要我们的命，我们就以命抵命！处在下游、吃了十几年有毒之水的麻溪港人这回说什么也绝不让步，道：你们想发展、发财，让我们喝毒水，呸！从今天起，没门了！反正一个死，与其被毒死，还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
那些年，浙江不少地区的企业同样不顾一切地在追求GDP而不惜破坏生态、破坏自然和祖宗留下的绿水青山，致使群山秃皮无林，江河死鱼泛滥，出现了一个个“癌症村”“怪胎村”“早死村”……耸人听闻。即使在余村近邻，也有人提出“开山劈岭，三年赶超‘首富村’”的口号。
区区余村，恰逢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顶住压力，其实是一场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生死抉择。
“我是2005年3月刚刚接任村支书职务的。”鲍新民向我介绍，“那时村里的几个污染严重的石灰窑都先后关了，连水泥厂也在考虑关停阶段。从环境讲，确实因为关停了这些窑厂后大有改观，山开始变绿，水也变清了很多，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也降到了最低点，由过去的二三百万元，降到了二三十万元……这么点钱，交掉这个费、那个税，别说给百姓办好事，就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过惯了好日子的村民们开始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当面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咧咧：你们又关矿又封山，是想让我们再去过苦日子吗？有好几次，我站在村口的那棵老银杏树前，瞅着它发新芽的嫩枝，默默问老银杏：你说我们余村的路到底怎么走啊？可老银杏树并不回答我。那些日子，我真愁得不行，做事也犹豫不决……”鲍新民的内心其实丰富细腻，其心灵的闸门一旦打开，情感便如潮汐般汹涌而出—
“余村真正开始关窑转产是从那年国家的‘太湖零点行动’开始的，那时几乎所有难事都要我亲自去处理。可以说，关个窑停个厂，远比开窑办厂复杂得多！”鲍新民理理头上的银丝，苦笑道：“这些白发都是在那个时候长出来的。”
鲍新民说的是实话。余村从粗放型经济开始发展，重回“绿水青山”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其实经历的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
“记得村里开干部会，讨论关石灰窑时，一半以上的干部思想转不过弯来。他们说，关窑停厂容易，但关了窑、停了厂，村里的收入从哪里来？老百姓更不干，你问为什么？简单啊，老百姓问我：你把窑、矿、厂关了，我们上哪儿挣工资？你还发不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呀？我答不上来。村民说，你既然回答不上来，窑还得开、矿还得办，工厂更不能关。我就解释，这些企业污染太大，山秃了，水脏了，人还患上病了……村民就跟我斗嘴，说你讲得对啊，我们也不想这样活法，但你有什么路子可走？都出去打工，家里的事谁管？留在家里，就得有口饭吃，还要养家糊口，你停了厂关了窑，就是让我们等死，跟开窑开厂等着被毒死差不多！听着村民说的这些话，我心里真的很苦。但这还不算最难的。为了拉石头，许多村民家里刚刚买了拖拉机。一部拖拉机少说也得三五万元，他们是倾尽了家产买的‘吃饭工具’啊！本来是想到矿上、窑上拉活挣钱的，现在把矿窑和工厂停了，不等于要他们的命嘛！”说到这里，老支书鲍新民连连摇头，然后长叹一声，道：“当时真有几个小年轻闹到我家里，指着我的鼻尖说，你敢绝我活路，我就让你断子绝孙……当时的矛盾确实很尖锐，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对我们村干部来说，最要命的还是关了窑、关了矿、停了厂，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一下子就几十万、几十万地往下降，这一降，全村原来开门做的一些事就转不动了，这才是真要命的啊！回头看，余村当初关矿停厂的思想转变阻碍重重，前后用了六七年吧，可以说是关关停停、犹犹豫豫……”
转变是从20世纪末的国家“太湖零点行动”开始，余村的三座石灰窑，还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化工厂和一个水泥厂，慢慢由小到大全部关停。“之所以这么漫长，一方面是大家确实感觉到，不能以牺牲绿水青山和自己的健康来换取所谓的致富和壮大集体经济；另一方面又对绿的水、青的山能不能真正让大家富起来充满怀疑……”鲍新民说。
春去夏至，江南大地到处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正当鲍新民和余村处在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时，习近平来到了这个小山村。
“我是头一回见习书记那么大的领导。当时心里蛮紧张的。本来习书记是来检查调研我们的民主法治村建设情况的，而我转任支书才几个月，也没有了什么准备，加上自己本来嘴就笨，所以等镇上的韩书记汇报完后，我就开始讲村里关掉石灰窑、水泥厂和化工厂后，准备搞旅游的事。习书记听后便问我开水泥厂和化工厂一年收入有多少，我说好的时候几百万。他又问我为什么关掉？我说污染太严重，我们余村在一条溪流的上游，从厂矿排出的污水带给下游的村庄和百姓非常大的危害，而且余村这些年由于挖矿烧石灰，常年灰尘笼罩，乌烟瘴气，大家都像生活在有毒的牢笼里似的，即使口袋里有几个钱，也都送到医院去了。习书记听后，马上果断明了地对我说，你们关矿停厂，是高明之举！听到习书记这样评价我们余村的做法，我的心头豁然开朗！他可是大领导啊！他的话表扬和肯定了我们过去关矿封山、还乡村绿水青山的做法是正确的，尤其是听他接下去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我过去脑子里留下的许多顾虑和犹豫，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时隔多年，鲍新民说到此处，仍然激动地连拍三下大腿，站了起来。
令鲍新民永远难忘的是，那天习近平在那间狭小的村委会小会议室里，帮助大家分析“生态经济”是余村的必由之路和充满前景的发展道路时说过的话。鲍新民回忆说：“那天习书记在我们余村前后停留了近两个小时，有一半时间是在给我们几个村干部分析像余村这样的浙北山区乡村的发展思路，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生态资源是你们最宝贵的资源，搞经济、抓发展，不能见什么好都要，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迷恋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习书记不仅平易近人，而且格外真心地为我们指方向。他说，你们安吉这里是宝地，离上海、苏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会更加明显。他让我们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件事……看看余村，再看看安吉的今天，习书记当年说的事，现在正在一一实现！水绿了，山青了，上海、杭州还有苏州，甚至外国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旅游度假，给我们口袋里送钱！这可是习书记十二年前就为我们预见到的啊！”
风景如画 胡南 摄
现任支书潘文革举目眺望美丽如画的今日家乡，感慨万千道：“余村的变化，饱含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与梦想，期间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任任村干部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啊。”
“我回村工作的过程就是对余村发展变化的一个说明……”潘文革说，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原杭州商学院的委培生，毕业后在天荒坪镇党政办副主任兼旅游办主任岗位上干得正起劲，余村支部书记潘德贤就一次次来找他，动员他回村主抓旅游开发……结果一干就是二十年！
走在熟悉而美丽的村庄大道上，每个人都仿佛陷入了沉思。
潘文革在向我介绍余村的转变时，眼里闪动着晶莹的光：“做梦都想不到，习书记当年给我们指引的这条路，让我们的村庄彻底改变了，变得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村里的人，现在不仅生活幸福了，情操和品位也大大上了台阶。今天再看余村，感觉就是换了一个时代啊！”
是啊，在余村，在余村所在地区的安吉、湖州以及整个浙江大地，我与潘文革们一样，眼见为实地看到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全新的若旭日冉冉升起的新时代！她正如拂面的春风扑面而来，是那样清爽而炽热，激荡而朝气，幸福而美丽……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场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深刻变革，就此开启。在这一决定中，全面、清晰地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这是继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是的，一个美丽中国的新时代已经展开了画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