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政商关系 助力浙江发展

厘清政商关系 助力浙江发展

2016年09月22日 11:10:33 来源:浙江党建网 作者:杜玲玲

 　  编者按：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省，非公有制经济在浙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商关系的处理不仅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关系着浙江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正如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所说，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民营经济。为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形成清朗政治生态、商业生态，让我们聚焦“亲”“清”，厘清政商关系，助力浙江发展。

杭州市萧山区国税局全面推行廉政监督卡制度，工作人员下户执法须先审批，执法结束后要将廉政监督卡交纳税人，

由纳税人填写工作人员廉政作风等情况并寄回国税局。

 　政商关系是从政从商者绕不开的话题，也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十八大后，在众多“打虎拍蝇”战果背后，我们看到了不少扭曲的政商关系，官为商谋利，商为官谋财，畸形的利益共同体、恶劣的生态圈影响着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政治生态下，政与商这对“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政与商又应如何保持“亲”而又“清”的关系？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重塑政商关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破解的课题。

　　在2016年4月5日召开的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书记提出了“努力建成民营经济发展的标杆省份”的目标和要求。同时，夏宝龙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总书记为构筑新型政商关系确立的崭新标尺，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践行好“亲”上加“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来密切政商关系，用“清”来规范政商关系，努力在推动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上继续走在前列。

 　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省，政商关系的正确处理，意义深远。 

　　意义重大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浙商

　　经济之于一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浙江，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地位。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在浙江，民营经济缴纳了全省60%左右的税收，创造了70%左右的GDP，贡献了80%左右的外贸出口，提供了90%左右的就业机会。

　　“民营经济成就了浙江，是浙江的瑰宝，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们。”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曾不止一次提到民营经济之于浙江的重要性。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浙江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那么，如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如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构建良好政商关系是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基础。”继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亲”“清”政商关系之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继续走在前列》中同样指出了政商关系的重要性。

　　实践证明，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是腐败的重要渠道，也是地方政治、经济生态的毒瘤。在十八大反腐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官员的落马，一打商人浮出水面。

　　2014年，山西政坛发生地震，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被查，到山西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落马，波及的厅级及以上官员超过20余人。而透析这些落马的官员，我们发现其背后都逃不过一个“煤”字。在2015年两会山西省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直言，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权力的变现、利益的勾结、权钱的交易，形成的巨大利益链条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场官场地震，其涉及面之广，破坏之大，对于山西是史无前例的。

　　除山西官场地震之外，在十八大落马的其他官员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模式：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件中，商人丁书苗是重要的行贿人，并因此获刑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刘铁男腐败案件中，有“裙带商人”倪日涛的影子；近期落马的宁波原市长卢子跃的周围也是被商人所“环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另一份《2015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媒体样本）》显示，通过分析605起企业家犯罪案例，可以归纳出“官商勾结成企业家犯罪突出特点”。

　　“亲”则两利，“清”则两安。畸形的政商关系、扭曲的利益链条并非浙江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为确保浙江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确保浙江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重塑政商关系，形成清朗的政治、经济生态势在必行。 

　　出现误区

　　政商关系过亲过疏都不可

　　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官员，拥有金钱和财富的商人，两者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一直以来，都存在诸多误区。

　　十八大之后，一个个落马官员的案例释放强烈信号，政商关系过于亲密，勾结搭背是不可的。但是，随着中央反腐的深入，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另一种不良倾向，从过亲到过疏，从“勾结搭背”到“背靠着背”。少数官员为避免睬“雷区”、跨“红线”，干脆拒商远商、避商怕商，不敢与企业家交往，

　　记者在本刊官方微信“反腐前沿”上开展网络调查时也发现了相同倾向。有网友指出，有些地方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

　　浙江钱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存在的少数‘清而不亲”现象，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油水’没了，真正去热心服务、为民办事‘动力’也少了。”

　　从“勾肩搭背”到“背靠着背”，官员和企业家之间横亘着无形的“隔离门”和“玻璃门”，使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胡功群指出：“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从客观上说，现有的权责不明是主要成因，官员拥有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不对等导致其‘不敢为’；从主观上说，个人利益受损导致其‘不想为’。”

　　政商关系过亲过疏都不可。过亲会导致亲而不清，权钱交换；过疏会导致政企疏远，谈商色变。那么，政商之间应如何才能做到交而有“法”、交而有“方”、交而有“界”？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亲”、“清”二字为政商关系指明方向。

　　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一条高线坚持‘亲和’，一条底线坚守‘清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政商关系就像一把标尺，校准政府与市场关系。”一名浙江景宁少数民族企业家蓝翔告诉记者，“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家少在吃请上花心思，可以更好地聚精会神谋发展。 

　　“浙”里出招

　　浙江多地出台措施初显成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省，近些年，浙江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政府服务，规范政府行为方面做出诸多努力。

　　罗列“负面清单”，划清权力界限。今年5月，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台干部服务企业、廉洁从政“十项规定”，“收受企业红包、礼金、礼品、消费卡、有价证券等财物”、“接受企业邀请，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或者接受旅游、健身、娱乐等由企业消费买单的活动安排”等，都在严禁之列。

　　“负面清单”厘清政商关系后，避免产生“背靠着背”的倾向，则成为下个主题。

　　在温州永嘉，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得到了“重点关注”：县纪委及时掌握进度，实施全程服务，开展调研走访，对服务保障工作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进行大起底、摸实情，对推进缓慢的项目进行“体检式”排查。

　　为推进江东区块的项目尽早落地、投产，金华市金东区行政中心成立企业服务组，通过模拟审批、联合审批等服务，为企业节约50%以上的审批时间，还出台机关工作人员“小错无为”问责办法，对存在工作效率低下、办事拖沓、服务态度不佳等情形的机关人员进行问责。

　　龙泉市则建立了“扶企不扰企”的纪律制度，每年年终开展“局长作风大家评”和“涉企部门效能服务排行榜”评选。年底，帮扶企业工作情况还将纳入干部年度目标考核，作为干部提拔任用、岗位调整、评优评先的依据。

　　党员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是政商利益输送的一大暗门。2014年10月，金华磐安印发《磐安县严禁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2015年，杭州、宁波相继出台规定，禁止领导干部在工程建设领域进行利益输送。

　　几份耕耘，几份回报。两份民调数据说明，浙江“亲”“清”政商关系构建初显成效：

　　一份调查是来自杭州2016年二季度政务环境监测评价。这项监测针对市内1379家工业企业和1076家服务业企业进行，结果显示，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对政务环境的不满意指数分别为3.44和2.31，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其中，企业对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慵懒散”、服务态度“冷横硬”、行政服务“中梗阻”、行政审批难这4个方面的评价认可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明显。

　　另一份是来自浙西南县城的一份调查：2016年，云和县共有规模以上民企46家，当地抽查其中有行业代表性的民企10家，发现它们均已连续4年实现对公接待“零支出”。

　　走低的民营企业对公接待，攀升的政务环境评价认可，两条曲线逐步勾勒出浙江“亲”“清”政商的新图景，以及正在涌动着的浙商发展新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