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后浙西地区的文艺抗战运动考察
全面抗战后浙西地区的文艺抗战运动考察
2024年05月20日 14:22:33 来源: 浙江党建网 作者: 张沁园
自抗战爆发以来，浙省一直是东南战场的主力，浙西更是抗日前哨阵地的急先锋。为配合“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战时策略以抵御日军深入浙江腹地，浙西地区的文化进步人士用纸墨、笔杆、文字和剧演为浙西前线的抗日烽火构筑了坚强有力的文艺堡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抗日救亡运动。《民族日报》、民族剧团等文艺团体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将目光投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将笔锋直指侵略势力和反动统治，将创作植根民族苦难的现实土壤。浙西的文化战士坚守文化阵地，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灌注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后，“杭州湾南北两岸及浙东地区均被纳入了上海防御作战体系，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上海抗战的重要军事后方。”浙省自抗战以来，一直是东南战场的先锋。浙西地区位于浙江省西部，包括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富阳、嘉兴、德清等多个县市，北临江苏和上海，西邻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天目山等崇山峻岭环绕。这里的山虽多，却不是很高，是开展游击活动的有力地形。因此，浙西即是抗日战争的前哨阵地，亦是孕育革命火种的坚强堡垒。
目前学界关于浙江地区抗战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战争动员（包括少数民族动员、妇女动员等）、战时教育、沦陷区粮食政策、战时税收改革等主题。关于浙西地区的现有研究，有学者关注于国民党在浙西地区的游击战，还有的关注浙西从沦陷区到游击区的转变，但专门研究浙西的学术成果目前还不多。关于浙江文化抗战运动的研究有专门聚焦于浙江战时戏剧运动的。如金延锋的《浙江抗战戏剧运动探析》按照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浙江抗战剧运的发展变迁历程（如组织沿革、成员构成、演出活动等），并分析总结了抗战时期浙江剧运得以开展的原因和特点。部分学者从地域格局、形成特点、发展倾向等角度分析了浙江战时的戏剧运动。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于抗战时期浙江地区报刊研究。有对其中一个报刊展开具体剖析的，如考察《东南日报》、《浙西日报》、《民族日报》等，有对整个浙江地区的办报运动进行以区域为导向型的集合式研究的。此外，还有从美术学视角考察抗战时期浙江的木刻版画运动的。本文将研究焦点放置于浙西地区，重点关注浙西地区的文化抗战运动发展，试图为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提供一些区域性的剖面。
浙西的战时生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后，“杭州湾南北两岸及浙东地区均被纳入了上海防御作战体系，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上海抗战的重要军事后方”。浙省自抗战以来，一直是东南战场的先锋。浙西地区位于浙江省西部，包括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富阳、嘉兴、德清等多个县市，北临江苏和上海，西邻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天目山等崇山峻岭环绕。这里的山虽多，却不是很高，是开展游击活动的有力地形。因此，浙西即是抗日战争的前哨阵地，亦是孕育革命火种的坚强堡垒。自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至1940年日军渡钱塘江到浙东，浙江省的沦陷区域只浙西一片。浙西地区军民发起的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为保护浙东、浙南等大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防守与支撑。共产党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将目光投向浙西，在抗日烽火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大联合。
浙江地区国民党方面的开明将领也为中共在浙西开展文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是国民党中积极抗战的将领之一，曾于华北战场奋力抵抗日军入侵。1937年12月，黄绍竑临危受命，调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主持浙江抗战事宜。主浙八年期间，黄绍竑积极动员全省军民共同抗日，联合各方进步势力，凝聚浙江抗战力量。由于浙江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又是蒋介石故土，因此浙江地区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亦颇为激烈。黄绍竑二次入浙之前，浙江地区早有创立当地派系的报刊如《东南日报》（原名《杭州民国日报》）、《正报》等，《东南日报》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陈果夫任董事长，实则被国民党cc系掌控。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的抵抗和国民党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黄绍竑深知要想领导统一浙江地区的各方抗战力量，必须要有自己控制的文化报刊，为自身政见和抗战主张发声，以此聚拢民心，更好推动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推行。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黄绍竑开始着手组建《民族日报》。
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的进攻态势和岌岌可危的浙江战事，黄绍竑提出“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特殊策略。政治进攻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文化宣传战线的斗争，中共在浙西地区积极联合文化进步人士用纸墨、笔杆、文字和剧演为浙西前线的抗日烽火构筑了坚强有力的文艺堡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抗日救亡运动。
东南战场的文艺前哨
《民族日报》是浙西地区的国共两党在文化战线中合作的一个重要产物。该报创建于1939年1月，报社位于浙西于潜的鹤村。《民族日报》由黄绍竑提议组织、筹资，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鼎力支持，一批批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参与报社发行工作，在浙西地区吹响了宣传抗日救亡事业的号角。“这张报纸从创刊到一九四零年九月被迫大改组的近二十一个月时间里，实际上是由地下党所掌握，是抗战初期面向浙西敌后、 面向杭、嘉、湖论陷区的一支旗职鲜明，战斗力很强的抗日宣传文化队伍。”
《民族日报》定址浙西于潜鹤村有着多重特殊的考虑。浙西地处浙江抗战前哨阵地，是开展地下活动的最前线。此外，于潜亦是靠近浙西地区政治中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浙西行署坐落浙西天目山。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共浙西特委的领导机关也设在于潜鹤村。“特委领导利用《民族日报》为基地作掩护，领导浙西地下党的斗争。”
（一）中共在《民族日报》的秘密组织与活动
由于自组织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都参与其中，因此《民族日报》的班子成员都是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优秀同志，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为中共地下党员。《民族日报》社长王闻识时任省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政训室主任，为中共地下党员。王闻识正是经中共浙江文委书记骆耕漠向黄绍竑推荐，得以担任社长一职。这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民族日报》内秘密建立了党的两个支部。在编辑部内成立了以王闻识为支部书记的特别支部，由中共浙西特委直接领导。此外，在印刷厂中也成了一个党支部，印刷厂负责人徐惠人以及印刷工人共二十几人均为中共党员。“民族日报社除中共党组织外，还有中共的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该组织受中共直接领导，发展新党员，一般先从该组织的成员中着手。”
报社党员利用报社社员的身份秘密和浙西行署机关报这一合法阵地，借助报纸发行、电讯往来等便利条件，秘密联合分散在浙西各地的党组织，协助中共浙西特委开展一系列党的工作。特委书记顾玉良、妇女部长张子华等都在报社住过。于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还以报社外勤记者身份作掩护，领导所属各地的活动。《民族日报》特支还担负起一些特委对外联络的任务。由于条件限制和地下工作的隐蔽需要，浙西特委的一日三餐有时都由《民族日报》的党员秘密送去。于潜鹤村地处偏僻之乡，又是沦陷区，因此报社生存环境极其艰苦。报社的各部门编辑部、电讯室、校对室等都挤在空间狭小的一间祠堂里，以木板分隔为不同的房间。天气寒冷的冬季，报社的撰稿工作更是雪上加霜，时常面对笔墨冻住无法书写的情形。报社职工张若达曾这样回忆“来夜烤笔”的情形：“毛笔蘸上红墨水，写不得几个字，笔尖就冻住了，没办法只得将笔烤化了再写，冻了再烤，大半夜下来，每人得烤十来次。”
在报社工作的地下党员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对反动势力作了英勇的斗争。报社的编辑同志在《民族日报》以及各类副刊上积极刊登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勇敢地将笔杆子的刀锋直指国民党顽固势力。为此，许多编辑同志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拘留审查乃至被撤去编辑职务。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爪牙逐渐显露后，在报社潜伏的一批地下党员陆续被捕。“1941年初，王闻识同志在金华被捕；夏天，朱万年在于潜被捕。原国际版编辑崔晓立同志一九四一年被特务杀害。”即使面对敌人的屠刀、利益的诱惑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都始终坚定着革命信仰和对党忠诚的决心。
“《民族日报》在浙西前线，负有‘政治进攻’ 的重大使命，除搞好在前线和后方的推销，很重视对敌占区一一杭、嘉、湖沦陷区的发行工作。”《民族日报》的发行不仅面向抗战大后方的群众，更面向前线奋战的军民以及身处沦陷区的同胞。沦陷区的群众同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他们身处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尽管不能以武力斗争的方式与大后方的军民联合作战，但在思想意识领域上形成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必要且可行的，而报纸正是抗日救亡宣传的有利途径。“报社利用‘阴阳界’的‘原始通道’建立起‘递步哨’，把报纸传递到杭、嘉、湖沦陷区以至上海读者手中，给沦陷区人民群众以祖国抗战的真实消息，增强他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天目山区的戏剧抗战
尽管浙西地处浙省抗战前线，但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群众并不明了真实的中国社会现状，大多无心关注国家利益与安危，尤其是在天目山区一带的乡村小城里，“老百姓却还苟安在浪花之外，由于文化水平的低落，更由于炮火的远绝，这儿的人民仍是蠕动在半封建的社会里”。如何唤醒沉溺于旧社会中的乡民，抗战的思想如何穿越层层山林抵达这里？是中共在此处开展动员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不识字的农民，戏剧演出就是一种较为生动且有效的宣传手段。
除了运用《民族日报》以文字的力量向沦陷区的群众传播抗战意识，中共还运用流动剧演的形式游走在浙西的各个区域之间，将抗战的文艺送到群众中去。浙西民族文化馆下设的民族剧团，是一支由抗战进步人士和中共秘密领导的宣传抗战文化的抗日进步团体。民族剧团由1940年冬开始筹备，1941年1月1日正式成立，民族剧团团址设在天目山朱陀岭脚下的“七七纪念堂”，主要任务为深入浙西前线，以巡回演出的形式传播抗战文化，慰问前线战士。民族剧团的前身是地处绍兴的战旗剧团，团长墨易是一名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他在绍兴时就与中共绍兴县工委委员周丹虹交往密切。
剧团自成立时生存条件就十分艰苦，朱陀岭下的“七七”纪念堂就是剧团平日里排戏、练唱的场所，纪念堂两厢的平房就是团员们的集体宿舍。纪念堂的演出条件十分简陋，剧团演出所需要的一切道具和场景，均是剧团成员们手工制作，初建时期由于人手较少，剧团工作十分紧张。“剧团起初排练《三江好》、《军用列车》、《罗国富》、《支那女人》（即《人约黄昏》）等几个抗战小戏，并在朱陀岭干训团大礼堂演出。”随着剧团人员的增加，为了让团员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水平和抗战精神，剧团接连开排一些多幕剧，如曹禺的《雷雨》、夏衍的《杏花春雨江南》、易卜生的《娜拉》等。民族剧团带着这些剧目下乡，在各地流动演出，把催人奋进的抗战戏剧送到游击区，把抗日的文艺火种送到坚守抗战一线的军民心中。剧团辗转各地，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基本只靠两只脚走路，演出道具则由团员或肩挑或用独轮车手推。尽管行路艰难，但即便是日军的轰炸扫射和极端恶劣天气也阻挡不住剧团成员传播抗战文艺星火的决心。“由于经常水浸雨淋，有的人发了关节炎，然而没有药品，只能用烧酒涂擦、按摩。沿途稍得休息，就刷写抗日标语。待赶到演出地，立即动手装台。”除了演出剧目，剧团还成立了民族合唱团，举办音乐会演唱当时广为流传的进步歌曲。剧团还把当时的抗战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改编成《在天目山上》，唱遍天目山区，为激发浙西地区军民抗战意志和必胜决心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鼓舞作用。
民族剧团和《民族日报》之间亦有着紧密的政治关联和业务往来。“《民族日报》副刊上设有一个定期栏目《歌与剧》，专门刊登剧团同仁写的理论文章，艺术实践心得、札记、戏剧、音乐活动报导，以及有关的普及知识 。”《民族日报》积极宣传民族剧团的抗战戏剧和文艺理论，正是因为有一批身处两个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从中联络，架起两支队伍互助抗战事业的桥梁。剧团成员沈达夫曾任《民族日报》副总编、民族文化馆副馆长，关非蒙时任《民族日报》编辑，在《民族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和侵略势力丑恶面目的批判文章，冯安琪曾参与《民族日报》和民族剧团各项文艺工作。除却与报社在党的活动上的密切关联，民族剧团还一度成为各地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党员的“中转站”，为散落在浙西各地的落单党员寻找组织、重新接受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守文化阵地
1940年9月间，《民族日报》被迫改组，改组后迁往浙西行署所在的西天目山，报社实则由cc派掌控。经历这次大改组，报社中的绝大部分党员被迫退出，撤离浙西，只留下少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潜伏。“天目王贺扬灵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对迫害从未停止。1943年，一些时常在报上发表作品的进步文化人早已被监视，到11月中下旬，文化界被捕者达20余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使在被迫改组，大部分党员撤离的危机情形之下，党的影响还在报社中不断扩大。《民族日报》通讯社的编辑关非蒙，自七七事变后从河北流亡辗转至浙江，他来到天目山时正值报社被迫改组，浙西地区的文化斗争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监视之下。正是这样高压的政治环境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铸就了非蒙文艺创作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他不仅参与浙西地区的编辑工作，还时常在浙东、江西甚至西南大后方的报纸上投稿，向全国各地传递浙西的抗战之音，给沦陷区的同胞给予抗战必胜的精神鼓舞。在国民党发动势力的严密监视之下，仍有一批批进步青年进入报社，如姚天雁、吴曼华、宋子亢等人，这些同志在加入时还不是党的一份子，正是经历了报社中积极力量的引领和洗礼，在文化战斗的第一线自觉向党组织考虑，成为了优秀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派遣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进入《民族日报》、民族剧团等文化组织工作，一方面是借国民党的合法组织推行抗战主张，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纷争，并乘势而上借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正是利用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之间的缝隙，这种缝隙是物理概念上的切实存在的土地区域。而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缝隙”虽没有物理概念上的具体领地，但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无形的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后，由于有了第一次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合作时在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亦不忘保持自身政党的独立性。在具体的领域划分和抗日武装斗争中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同时注重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牢牢掌握抗日救亡事业中宣传工作的主导权。中国共产党利用浙江地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积极建立统一战线，协助国民党政府推动开展浙江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参与《民族日报》、《浙西日报》等报纸的编辑，他们大多是拥有丰富办报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亦或是从沦陷区失学流亡而来的进步青年。他们将目光投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将笔锋直指侵略势力和反动统治，将创作植根民族苦难的现实土壤。他们是浙西文化抗日运动的拓荒者、开创者、战斗者。这些当时站在浙西文化抗日一线的文艺战士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磨砺了自己，在解放后许多人成为了名家，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增添了浓厚的底蕴。“如胡汉亮，即解放后译出《白鲸》等名著的文学翻译家。抗战时期的戴不凡做夜班新闻编辑，当时写下的读史笔记之类的小品文和杂文，精短而寓意深远，如在《反攻》上发表的《“皇军”病》等，讽刺世态，贴近现实。50年代以戏曲评论蜚声文坛，后来成为著名戏曲研究专家。”作家张白怀在18岁那年从上海“孤岛”长途跋涉，于1941年冬天来到天目山，从此投笔《民族日报》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秘密进行敌策反工作，带领武装力量协助解放军阻击国民党军队逃窜，为解放军打通进驻上海通道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张白怀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他将自己在浙西地区的峥嵘岁月写作成书，出版《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张白怀在鲐背之年为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题词“我们的灵魂要有足够的重量，我们的骨骼，要比承受的苦难更坚强。”这一批批从烽火中走来的奋斗者，正是因为历经了革命的淬火和历炼，才得以拥有了厚重的灵魂和坚强的骨骼。这些重量是民族精神的集合，是人民群众智慧的凝结。
《民族日报》、民族剧团等文艺团体领导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点燃了浙西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它们曾是托起浙西战时文化斗争旗帜的主力大军，是文化战线在浙西地区飘扬的一面鲜明旗帜，是与敌人在思想战场交锋的锐利尖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社会中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既要有手拿枪杆的军队，也要有文化的军队。如何建设好这支文化战线的军队，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把革命工作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这两者结合起来，文艺工作中了解人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如若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农民、士兵，不熟悉抗战的事业，自然是无法创作出贴近现实、服务大众的作品。《民族日报》何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把文化利器？正是因为它在群众中诞生，由人民群众书写，为民族苦难发声。《民族日报》在党的秘密领导下，吸纳了一批优秀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多从前线的战火中涉险重回祖国领地。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是勇敢挺进抗日救亡前线的战斗者，是真真切切投入到抗日救亡事业中的奋斗者。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成为文艺创作的丰硕源泉，这些文艺战士在现实中汲取创作灵感，又将高于现实的民族呐喊投回现实之中，文艺宣传的效应如涟漪一般在万千苦难同胞的心中泛起波澜。“天目山的峰峦挡不住他们的视线，天目山的严寒不能损折地下的幼芽。”在反动统治的高压政治环境下，形成了一股反对日本侵略势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者指出文艺工作需要解决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经历革命的历炼和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仍始终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坚持文化自信，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切文艺创作不应当脱离党的百年奋斗历史。革命岁月虽已远去，但革命的文化和精神仍与当今中国之发展与民族复兴血脉相连。革命文化是我们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重要源泉和智慧宝库，探析革命时期党的文艺运动是如何开展的，更有助于厘清党的文艺路线的变迁历程以及感知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奋斗精神。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