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 人与青山 彼此不负

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衢州市开化县委组织部 供图

清晨，衢州市开化县下淤村的马金溪水面泛着薄雾。这条流经村口的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国家Ⅰ类标准，成为村庄最亮眼的生态招牌。而在20余年前，这个钱塘江源头的小村，还一度依赖消耗资源的“采砂经济”。下淤村的变迁，是浙江万千乡村变化的一个缩影。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这一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2025年“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以来，我国大力培育农业新产业新业态，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4年全国休闲农业的营业收入约9000亿元。这一数据，为一场持续20年的乡土复兴提供了生动的时代注脚。

在浙江，游客的欢笑、相机的快门、直播的镜头涌入曾经寂静的土地，2025年前三季度全省接待乡村旅游人次达2.74亿。热潮之下，一个根本性的叩问随之浮现：这涌动的人潮与财富，不仅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成功实践，更是对乡村生态与社会的全新考验——人与青山彼此不负的初心，浙江如何践行？

价值转化的多元实践

浙江的乡村，经历了一场静默却彻底的理念革命。这里的山水，曾与贫穷画上等号。为了发展，一些村庄也曾走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粗放式老路——炸山开矿、砍竹伐木，在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同时，留下了遍布疮痍的矿坑和污浊的溪流。

2005年前，湖州安吉余村依靠丰富的石灰岩矿和经营水泥厂，村集体年收入可达300万元，但代价是“炮声隆隆、烟尘漫天”。关停矿山后，年收入一度跌至20余万元。正是在这个对发展彷徨的关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首次提出，为村庄乃至整个浙江的乡村发展拨正了航向。余村开始系统性修复生态，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和特色农业。如今，过去的矿坑遗址已变为游客络绎不绝的“瀑布咖啡”，从“卖石头”到“卖风景”，诠释了生态优势本身就是有待开发的核心资产。从“矿山伤疤”到“绿色样板”的系统性重塑，是安吉痛定思痛转型的成果。

无独有偶，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约束的乡村，探索出了差异化的价值转化路径，展现了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多个侧面。淳安县构建了“超级站+自动监测网+秀水卫士”的智慧监管体系，通过可实现122项靶向检测的技术，对千岛湖水质进行全天候守护。在确保一湖秀水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以“党委+合作社+农户”机制，发展丝瓜、覆盆子等特色订单农业，让保护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开化县下淤村则实践“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理念，持续投入财政资金开展“五水共治”、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将森林覆盖率提升至71%，水质稳定在Ⅰ类。随后，通过“两山银行”流转土地吸引社会资本，开发未来农业园，实现生态资源向产业资本的转换。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路径则侧重于“文化赋能与智慧化升级”。平水镇合心村地处水源保护地，无法发展工业，它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深度挖掘宋代古桥、古井等历史遗存，打造“宋韵写生基地”，将生态与文化资源打包成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同时，引入菌菇智慧大棚，通过远程控制实现全年生产，展示了在生态红线内实现产业升级的智慧。

尽管路径各异，但这些实践背后蕴含着共同的进阶逻辑：从简单的生态守护，升级为对生态资产的系统性运营。安吉的“两山合作社”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它将碎片化的山林、湿地等资源进行专业评估、整合打包、市场化交易，还明确将部分经济收益反哺于生态修复，形成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可持续闭环。这意味着，生态保护不再是需要持续投入成本的负担，而是能够产生现金流、并可进行再投资的良性资产。无论是淳安、开化还是柯桥，最终都指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衡量、可交易、可增值的发展优势，完成了从“绿水青山”静态存在到“金山银山”动态转化的关键一跃。

繁荣背后的现实困境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从多位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人员的口述中发现，当乡村成为消费与投资的热土，高速发展所伴生的深层矛盾与挑战也开始显现。这些问题并非否定成就，而是浙江在迈向更高水平乡村振兴中必须直面的现实。

“游客的瞬时涌入，是对乡村有限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极限考验。”平水镇合心村党支部书记任利成感触很深。这需要具备更精细的科学评估和动态监测，去规划建设既能满足峰值需求又不至于在平日造成巨大浪费的基础设施。“此外，乡村内部的民生服务仍存在短板，乡村振兴的成果，应更均衡地转化为原住村民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这也是基层治理的大课题。”任利成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当前，浙江全省已培育“农创客”超10万人，但许多乡村“老龄化、空心化”的人口结构依然存在。采访中，不少村书记提出，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季节性的游客和短期的项目，更需要能够扎根、创新、传承的“新村民”和接班人。如何为返乡青年和入乡创客提供有成长性的职业路径、有活力的创业生态、可与城市比肩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关乎乡村长远生命力的关键。随着浙江“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推进，一股强劲的“青年入乡”浪潮涌动，演变为一场本地青年“燕归巢”与外来青年“凤来栖”并行的深刻社会流动。2026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6年将引育1000名乡村运营人才，带动万名青年入乡发展。“青年入乡发展”成为高频词。

与此同时，在市场化开发中，乡村文化还面临着被简化、同质化和“表演化”的风险。当深厚的宋韵文化仅被表现为古装租赁拍照，当酿酒体验成为流水线打卡项目，其内在的历史底蕴与生活智慧可能被消费主义稀释。随着外部资本和运营团队进入，更深层的挑战在于乡村“主体性”的保持，村庄的规划主导权、业态选择权、收益分配权等可能发生转移。若原住村民仅能以收取租金或从事低端服务参与其中，而不能成为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受益者，乡村就有沦为外来者“主题公园”的风险，失去其内在的凝聚力与文化根脉。

在引入社会资本盘活闲置农房、打造精品业态时，建立紧密而公平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的光伏项目让村民按屋顶面积分享收益，机制清晰；淳安“民宿产业共同体”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覆盖90%经营户，并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从业者收入。然而，在一些项目中，若大部分增值收益被外来资本和少数本地“能人”获取，普通村民仅获得微薄的财产性收入或劳务工资，乡村振兴的成效将大打折扣。如何通过股权量化、保底分红、就业优先等制度设计，确保农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必须破解的难题。

系统重构的破局之路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浙江乡村正从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升级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探索者。滕头村的光伏项目、下淤村的“近零碳”试点民宿，都是具体实践。绿色发展不再是约束，而是乡村新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向更高效、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发展的前提是保护，而保护必须是系统性的。面对挑战，浙江的探索并未止步，在“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中，坚持以乡村生态振兴回应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通过系统性的理念、组织和制度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乡村发展范式。

当前，浙江正大力推动片区化组团发展，全省已建设226个省级重点村片区组团，辐射带动1447个周边村，其核心逻辑是打破行政壁垒，通过从“单村作战”向“组团共富”转变破解村庄“小散弱”困境，实现规划共编、产业共兴、品牌共塑、利益共享。如嘉兴海宁市盐官镇以桃园村作为重点村，联动3镇12村片区化、差异化发展花卉、稻米、果蔬产业。又如安吉县孝丰镇8个村股权平摊组建运营公司，错位发展地标农业、竹产业和文旅休闲区。这种模式整合了分散的资源，形成了规模效应，满足了多元消费需求，也降低了公共服务成本。

为实现生态美、经济美、民生美，数字化赋能是有效手段。杭州的田立方未来农场以5G智慧农业云为基础，农业AI大脑为核心，构建现代农业工程产业化服务数据驱动平台；在治理端，绍兴市创新开发“浙里兴村治社”数字化应用，构建从镇街到村社的任务闭环系统，提升了治理效率。数字化不仅提升了产业效能，也使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变得更加精准和可持续。从“传统农耕”到“智慧生态”，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乡村的生产、治理与生活方式。

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的一系列产权制度改革，旨在让农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体：嘉兴探索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让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入股，获得“保底租金+股份分红+劳务收入”；开化县通过“两山银行”对生态资源进行收储和市场化开发……这些制度创新，试图破解资源“沉睡”和农民权益虚化的问题，让农民从被动参与者变为主动的“股东”和“合伙人”，更深度地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并分享增值收益。

当然，人才瓶颈、利益平衡、文化传承等深层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富智慧的方案去应对。但其方向已然清晰：未来的乡村，应是一个生态承载力稳固、产业形态多元、乡村活力充沛、主体权益彰显的生命共同体。

热潮总会起伏，但坚守人与青山彼此不负的初心，方能赢得长久的繁荣。浙江的探索实践仍在路上。

记者手记

作为一个深山小村，台州仙居县淡竹乡林坑村依托93.8%的森林覆盖率，在古杨梅树下构建起“梅—茶—鸡—蜂”的立体生态农业，将优质蜜源变成了“甜蜜事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蒋文翔一语道破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的朴素逻辑：“我们没有大平原，但有好山好水；没有大企业，但有好风好蜜。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当城市与乡村的边界日益模糊，当生态价值成为核心资产，当数字技术重新定义乡土，乡村振兴的最终图景，不是让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成为更有生命力的乡村；不是单方面的保护或发展，而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演进。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发展与保护，并非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通过理念、技术和制度创新，发展与保护是可以协同并进的有机整体。它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一系列利益联结设计下，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

在具体路径上，浙江的探索是系统修复、价值转化与科技赋能的三重奏：把生态作为发展的前置性条件进行系统性修复，依靠制度创新为绿水青山定价，再借助科技力量让增长方式变得轻盈而绿色。其核心逻辑是，从“掠夺自然”转向“顺应自然”，最终实现“回馈自然”的螺旋上升。

这条路，浙江仍在探索。而对所有追寻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体而言，这份来自东方山水间的答卷，正展现出超越地域的智慧光芒。